深圳學術沙龍系列活動之八十四：后危機時期：深圳如何求變？
日期：2010-04-13 來源：深圳市社會科學院
深圳學術沙龍系列活動之八十四：后危機時期：深圳如何求變？
主持人：錢飛鳴
核心提示
深圳“保
本月初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轉變”成為核心關鍵詞。進入后危機時期，深圳如何求“變”？學界代表直言，不妨引入投資組合理念，在產業政策上以穩健型為主、以風險型為輔，避免出現產能過剩的“潮涌”。
１經濟增長
今年保十無憂 明年持續發力
主持人：年初，深圳確定了“保
董曉遠：回顧全年情況，深圳實現“保
從現有數據來看，深圳經濟今年處于逐步加速的狀態，這種發力也將會持續到明年。年初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十分顯著，前２個月經濟增幅首次出現負增長，形勢十分嚴峻。隨著中央保增長方針的落實，從３月份開始，經濟企穩回暖跡象逐步顯現，經濟增速逐季提高，從一季度的６．５％，提高到上半年的８．５％，前三季度進 一步上升到９．６％。
主持人：分析今年的形勢，消費、出口、投資這“三駕馬車”的表現有喜有憂。能否對今年的表現做一番總結，再對明年的發展做一些分析？
董曉遠：首先說一說出口。從今年全年的表現來看，隨著全球經濟的回暖，深圳的出口增長率也慢慢回升，出口增長率下降幅度逐漸收窄：一季度全市出口下降１５．３％，３個月的降幅比１～２月減少３．１個百分點；二季度出口下降１５．８％；三季度出口下降１４．７％；１～１０月份出口下降１４．２％。
明年出口形勢是否會有好轉？由于今年深圳出口大約下滑１４％，與今年的負增長同比，明年出口呈正增長是可以預期的。估計會有５％～１０％的增長。因此，出口將再次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引擎。所不同的是，過去出口是強引擎，而現在變成了弱引擎。從目前情況看，出口的外部環境已經發生變化，特別是在奧巴馬倡導的再 平衡思路下，深圳對發達經濟體的出口，將面臨長久的困難。當然，我們也應看到，在調結構、擴內需的背景下，深圳對國內其他地區的銷售會部分抵消外需的下降。
消費是今年的亮點。隨著經濟的回暖，人們的消費信心逐漸增強，今年深圳的全市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長率也是緩慢升高：一季度增長１２．３％，二季度增長１２．８％，三季度增長１３．５％。特別是受汽車消費刺激政策影響，汽車消費十分紅火，珠寶消費更是暢旺。但總的來說，消費需求的 巨大潛能還遠沒有釋放出來，只要財稅政策引導得當，明年消費較高增長還是可以預期的。
至于投資，今年前三季度，深圳的固定資產投資 增速逐季加快，一季度增速為８．９％，二季度為１３．８％，三季度上升到１５．４％。從結構上來看，深圳今年的投資增長，政府大規模的基建投資起到了主導作用，占到了總投資額的６０％以上，而且增速達２５％以上；同時，房地產投資降幅迅速收窄，從一季度下降２３．４％到三季度累計下降３．３％。今年的部分 投資是在下半年落實的，加上有些項目需要后續跟進，預計明年投資仍將會有８％左右的增長率。
廖明中：中國企業的外需形勢仍不容樂觀。美歐等主要發達經濟體對中國產品需求的放緩，在近期內是金融危機影響下消費能力下降的自然結果，在中長期則是他們經濟要從債務推動型增長模式轉向可持續的出口推動型增長模式的結果。
危機爆發之后，美國減少消費和進口是對亞洲新興經濟體出口導向發展戰略的當頭一棒。２００９年５月份，美國個人儲蓄率已由三年前的－０．７％回升到６．９％，為１５年來最高水平。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研究稱，如果收入不增長，美國個人儲蓄率每上升一個百分點，就會減少１０００億美元以上的消費支出。照此推算，這意味著亞洲新興經濟體可能失去數千億美元的出口市場。從中國的情況來看，２００８年底以來因出口大幅下滑而造成的經濟增長減緩，預示著近三十年來中國行之有效的出口導向發展戰略，遇到了嚴峻挑戰。不難預期，即使是在全球金融危機結束后，中國近些年來出口約３０％的持續高速增長將很難再現，出口對 國民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將會明顯弱化，必然會從強引擎變成弱引擎。
２結構調整
借鑒投資組合 避免產能潮涌
主持人：全球復蘇跡象已經顯現，眼下進入了所謂的“后危機”時期。如何理解“后危機”中的隱憂，這些不確定因素又將對全球經濟以及中國經濟帶來什么樣的影響？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轉變”成為關鍵詞。如何調整經濟結構，尤其是產業結構，我們應當采取什么樣的原則？
董曉遠：美國財長蓋特納近日說過，我們離經濟崩潰的深淵已有一段距離。“一段距離”意味著目前世界經濟好轉的基礎還不牢固，實體經濟還面臨著貿易低迷、失業增加等困擾。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ＯＥＣＤ最近表示，全球經濟復蘇的勢頭將強于之前的預期，但仍需要數年的時間才能使失業率和政府債務降至危機前的水平。
中國經濟強勁反彈，但是也要看到隱憂。中國稱為“一攬子政策”的應對，主要是由各級政府主導并由龐大規模信貸支持的固定資產投資，雖然較快扭轉了經濟增速下 滑態勢，但回升的基礎還不鞏固：居民消費、非政府部門資本性開支、外部需求、企業盈利、新增就業等經濟基本面并未發生重大的變化，仍處于低迷不振的狀態中；一些深層次矛盾特別是結構性矛盾仍然突出，最終需求不足和產能過剩造成的通縮壓力與流動性過剩引起的資產泡沫和通脹預期并存；危機前一些產業已形成過 剩產能，在政府產業振興政策中這些產業不僅未傷元氣還得到輸血，結構失衡和粗放的經濟增長模式一直未有質的改變。
廖明中：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核心詞是“轉變”，表明中國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維持，必須將增長動力轉到擴大內需尤其是消費需求上來。在未來三到五年里，中國經濟可能處于一個以消費為主導調整需求結構的大調整期。需求結構的調整，必然要求產業結構進行相應調整。深圳作為中國的出口大市，其產業結構必然隨之變化。
主持人：談到“調結構”，相對應則是產能過剩，現有的信息表明，即使是太陽能這樣的新興產業，中國都出現了產能過剩。靠誰來調、如何調？主動調還是被動調？我們應當如何看待產能過剩問題？
董曉遠：林毅夫教授提出過“潮涌”現象，可以對中國產能過剩的原因做出解釋。發展中國家在產業升級過程中，由于企業要投資的是在發達國家技術成熟、產品市場 已經存在的產業，因而企業對產業前景容易形成共識。由于每個企業都確信這個投資項目會有獲利極高，金融機構也樂意給這些投資項目融資，于是大家競相投資，大量投資就會像浪潮一樣地涌向這個產業，結果造成整個社會的過度投資。等這些投資完成后，產能出現嚴重過剩，價格大幅下跌，投資回報遠低于預期，大量企業 因此而破產，甚至導致銀行呆壞賬激增。
即使在宏觀調控確立“調結構”主調的背景下，造成“潮涌”現象的推手在很大程度還是地方政府。在 當前的國情下，地方政府為了轄區經濟的快速發展，都紛紛制定優惠政策，“優化產業結構”，鼓勵那些大家都認為有市場前景的新興產業發展，各地一哄而上，會加劇“潮涌”現象，造成產業結構更加失衡。一個地方政府僅根據本轄區產業結構狀況所制定的產業政策，可能從本地區來講是最優的，但如果其他地區也采用了同樣的思路、同樣的策略，結果就會出現由“個體理性”而導致的“集體非理性”。
廖明中：還需指明的是，產業政策的有效性是頗有爭議的。英 美等發達國家幾乎沒有什么產業政策，不需要政府“念念不忘”、費心勞神地調整產業結構，他們的產業結構也沒有出現嚴重問題。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的產業政策，成功的案例不多，失敗的卻不少；政府鼓勵引導的產業往往沒有發展起來，而發展起來的卻往往沒有得到引導鼓勵。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總想“有計劃、按比 例”規劃好產業發展，但事實卻是不斷發生“計劃失誤”、“比例失調”，最后不得不走上市場經濟之路，再次證明政府對于產業結構的優化選擇，無法做到比市場 更高瞻遠矚、更有效率。就調結構而言，政府對于自己能力的局限性應有一個充分的認識，對于產業結構調整，不要管得過多，管得過多，就容易走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去。
董曉遠：就產業政策而言，不妨借鑒證券市場的“投資組合”理念，仿效行業的“股票收益率”來衡量各個行業對區域經濟的貢獻率。
我們可以將政府的產業政策大體分為穩健型與風險型兩大類。如果政府根據人均利稅率、土地單位面積產出率等等數據綜合判斷“優質度”，對達標行業一律支持，不 達標行業一概限制，這樣的產業政策可以說是穩健的。如果政府根據預測數據，比如依靠分析國外情況來展望出的未來前景綜合判定一個行業的“優質度”，進而決 定是否支持這一行業，這就是激進的產業政策。就深圳而言，合理的產業政策組合應是穩健型為主、以風險型為輔，將主要資源投入到支持已有良好表現的產業上，而少部分資源投入到市場前景不明朗的新產業、新技術產業上，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發展，避免大起大落。
廖明中：這還涉及到政府的“自我 定位”。我們主張政府盡量依靠市場力量來調整本地的產業結構，讓所有的企業都根據價格信號來決定行業的進入或退出，政府主要管好“提供公共服務、營造市場 環境”等事宜。事實上，在當前的國情下，政府總有在產業結構調整方面“做點什么”的壓力與沖動。如果政府一定要主動調整本轄區的產業結構，那么，在制定產業政策時，對于那些自己信心十足地認定應該支持發展的產業，也應懷有高度的風險意識。要意識到自己的政策選擇可能會出錯，效果可能會適得其反。
３稅收改革
營業稅當廢除 物業稅應出臺
主持人：著眼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調整同樣需要配套制度的支持。作為調節經濟的重要杠桿，稅收改革近年來備受關注。從深圳的實際情況出發，最迫切的改革點在哪里？
黃智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關鍵在于解放束縛生產力發展的不符合科學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其中就包括不符合經濟社會發展要求和不利于國家戰略實施的稅收制度。就現行狀況來看，流轉稅類中既有對商品銷售征收的增值稅，又有對提供勞務征收的營業稅，這種重復征稅弊端的稅制安排，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絕無僅有。
廢除營業稅，改征增值稅。稅制改革要求越來越強烈，一旦改變將會成為深圳企業發展的重要助力。國際上常說一流公司賣標準、二流公司賣服務、三流公司賣產品。以華為、中興為代表的深圳公司正在從賣產品為主逐步轉型為賣服務為主，還將進一步參與到國際標準的制定中去。面對種種貿易保護措施，深圳企業可以采取產品 低價出口，然后通過提供后續服務的方式收回之前損失，這無疑是一個ＩＢＭ式的戰略抉擇。然而，技術服務這種出口貿易因為服務所在地是在國內，面臨課征５．５％的營業稅和其他附加稅費，而出口產品可以享受出口退稅。顯然，現行的營業稅制度，對技術服務的發展起到了限制的作用，這和國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 戰略是相違背的。
此外，現行政策對于無形資產轉讓是征收營業稅的，購進技術、無形資產等須繳納營業稅，且不能用以抵扣增值稅。賣產品可以向購買方提供可以抵扣稅款的發票，而賣技術則不可以向購買方提供抵扣稅款的發票，這在相當程度上也束縛著技術開發企業的發展。
主持人：談到稅改，大家還很關心物業稅，尤其是深圳已經開始“空轉”。房價高企，國家調控措施在年底相繼出臺，能否對這一稅收政策做一些推測？
黃智文：一線城市的房價，無論用什么指標去衡量，都處于危險狀態。通過開征物業稅，增加物業保有成本，有利于盤活存量住房，增加住房供應量，這對于抑制房地產的過度炒賣有積極作用。而且，開征物業稅后，為地方財政開拓了新的穩定的稅源，這有利于減輕地方政府對于土地財政的依賴，這將從制度上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
至于“空轉”，從北京、深圳等１０個省市征收試點的情況來看，在操作方面沒有問題，評估方法、登記造冊、數據庫等各方面已經完善。有專家預測，物業稅出臺，明年全國兩會將是重要的時間窗口。我個人認為，物業稅稅基和稅率的確定，需要體現公平原則，比如已經支付土地使用費的物業和 將要推出的物業要區別對待，還比如對唯一自住住房和二套以上住房也要區別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