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與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學術沙龍綜述

　日期：2012-05-23   來源：深圳市社會科學院

學術沙龍現場

市政協副主席鐘曉渝（左四）、社科院副院長黃發玉（左三）與經濟學會領導合影

    由深圳市社科聯主辦、深圳市經濟學會承辦、深圳特區報社和深圳黨建研究會協辦的“城市化與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學術沙龍于 10 月 27 日 在市社科院學術交流廳舉辦。深圳市政協副主席鐘曉渝和來自深圳社科院、深圳大學、深圳市委黨校、深圳職業技術學院、深圳黨建研究會、深圳市經濟學會的專家學者共30多人參加會議。深圳社科院黃發玉副院長和科研學會處莫大喜處長應邀參會。深圳特區報28日要聞版、深圳電視臺當天第一現場專欄作了報導。

沙龍主要觀點綜述如下：

一、“城市化與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針對性強，貼近社會熱點

      深圳市政協副主席鐘曉渝認為，本期沙龍貼近社會熱點，把握社會脈搏，主題好，針對性強，對深圳加強社會建設創新社會管理的思考和建議兼具科學性、前瞻性，可提供領導決策參考。這樣的沙龍主辦協辦承辦方的幾個單位已堅持多年，希望能繼續長辦。

鐘曉渝說，在紀念深圳特區30周年時，胡錦濤總書記來深充分肯定深圳的經濟社會發展的成績，他說“深圳用30年時間創了世界城市化、工業化、現代化的奇跡。”深圳城市硬件建設可與發達國家比先進，但在軟件方面包括社會建設、社會管理差距還比較大。中央提出加強社會建設，創新社會管理，應對社會不公、貧富擴大、消極腐敗的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非常及時。社會建設的核心是服務民生，調整利益格局，財政要向民生傾斜；社會管理的主體應該是公眾參與，社會組織參與，并且要有法律支撐和財力保障。

二、深圳應成為國家創新社會建設社會管理的先鋒城市

    深圳社科院原副院長、巡視員，市黨建研究會副會長郭祥焰提出，深圳應成為國家創新社會建設社會管理的先鋒城市，理由如下：

    一是深圳城市化水平較高。城市化是全球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大趨勢。我國城市化起步遲、起點低、提速快。中國城市化轉型，牽動中國經濟發展、社會變革、基層黨建系統工程。深圳是我國繼北京、上海、廣州之后人口超千萬的特大城市之一，是我國境內唯一沒有農村的城市。深圳國土面積不足2000平方公里，面積只及北京的1/8（17000平方公里）、上海的1/3（6340平方公里）、廣州的1/4（7473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7000人以上。隨著城市化水平提高，社會建設社會管理日顯重要。城市化水平較高的深圳應在社會建設內容、社會管理機制、社會管理模式、社會管理手段、社會管理動力及保障機制等走在全國前列。

    二是加強社會建設深圳正樹立“五種理念”。社會建設涵蓋文化、教育、衛生、醫療、住房、養老、出行、治安、食品和藥品安全、居民受教育的年限、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平均預期壽命、社會服務產業在三大產業中的比重等多方面內容。深圳提出樹立“五種理念”即：社會建設是科學發展重要內容的理念；社會建設與經濟同等重要的理念；社會發展是城市發展重要支撐的理念；社會創新是創新型城市建設重要范疇的理念；和諧社會共建共享的理念。

    三是深圳創新社會管理已積累一定的經驗。隨著城市化水平的提升，社區已成為基層公共服務的基本載體，社區不僅是居民的生活單位，也是城市穩定、社會和諧、文化傳承、經濟發展的基礎，世界多國執政黨越來越重視社區的地位與作用。社區自治是未來發展的趨勢，基層管理和公共服務逐漸以社區為基礎。經過多年的探索，深圳寶安寶民社區、羅湖東樂社區、蛇口招商街道、南山紅花嶺等單位黨組織，通過整合社區多種資源，完善社區治理結構，強化服務理念，形成共建合力，構建出服務體系，方便居民服眾，受到普遍歡迎。

    四是大運志愿者參與是創新社會管理成功的標志。“黨委領導、政府引導、社會協調、民眾參與”是創新社會管理的重要原則，公眾參與是社會管理無盡的動力，可改變傳統高度集中的行政措施“一統就死，一放就亂”的非良性循環的局面。舉辦第26屆世界大學生運動會，深圳全市志愿者超過127萬人，47萬輛私家車停駛，保證城市道路暢順無堵。深圳人向世人展示友好、服務、文明、禮讓、溫情、奉獻的風采。

    五是深圳有能力加大政府對社會建設社會管理的投入。經過30多年的發展，深圳已形成相當的經濟規模。目前，深圳全口徑稅收年超3000億元，地方財政年超1000億元（上世紀70年初國家年財政預算也就是這個水平）。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增加社會建設社會管理的投入，提供財力保障，體現公眾奉獻，公眾參與，公眾共享發展成果。

三、關注非正式組織和公眾參與

    深圳市委黨校校務委員、經濟管理部教授林祥認為，搞好社會建設，要關注非正式組織的作用，許多群體事件是以非正式組織形式出現的。西方發達國家良好的社會活動也主要是以非正式組織形式開展的。在現代信息社會里，新的非正式組織開始出現，美國“臉譜”（FACEBOOK）形成強大的非正式組織在奧巴馬當年競選總統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最近中東、北非政局動亂中推波助瀾。“微博”形成了名人效應，一個有號召力的名人往往能夠聚集了成千上萬的“粉絲”，已經具備了一呼百應的能量。從“安全性”和“緊密度”兩方面來考察非正式組織的劃分。消極型：既不安全，也不緊密。積極型：既積極，又很緊密。我們工作一是資助社區興趣型非正式組織；二是謀求與非正式組織領袖的合作，引導他們開展積極有益活動；三是大力發展社會志愿者；四是堅決清除極具破壞性的人物；五是監控非正式組織，目標是鼓勵興趣型、積極型，轉化消極型，防范破壞型。

    深圳市社科院政法所副所長、研究員李朝暉說改革開放30多年，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也存在深層次的矛盾與問題，中國社會進入了“準現代化的社會高風險期”。傳統封閉型行政體制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管理的要求。中國公民整體素質提高，公眾參與社會管理勢在必行。我國許多地方在公眾參與方面進行了一些探索，但從總體看，腳步不大。這與我們全能型政府更相信政府理性、不夠相信群眾智慧有關，總感覺我們群眾的素質還沒到推進民主的那一步。進入新媒體時代以來，普通群眾通過網絡討論地區和城市發展的情況越來越普遍，群眾參與社會問題的討論開始走向理性。公眾參與有助于社會管理決策科學化，只要相信群眾，讓公眾參與到城市發展和管理問題中來，更多的細節被充分考慮，我們改革發展會更科學，執行會更有力。

四、運用好現代高科技手段，提高虛擬社會管理水平

    深圳市委黨校黨建教研部博士王沖說，現代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網絡的聲音、網上的事件既是現實社會各種問題的投射，反過來也對現實社會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網絡新媒體不僅日益影響改變著人們的交往方式和社會生活形態，也影響著我們黨的執政環境和執政方式。從現狀看存在著幾個問題：網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意訴求，但未必代表主流；網上公共意識、公共秩序缺失；網絡日益成為各種社會熱點和公共事件的策源地和放大器；敵對勢力利用網絡進行顛覆滲透的現象更為頻繁。許多干部面對日新月異的網絡媒體技術顯得被動。胡錦濤總書記說，我們對互聯網新媒體，未知的領域遠大于已知，一些干部不愿學網、不會上網、懼怕上網；一些干部認識到和強調網絡的重要性，但真正主動地引導、占領這個陣地的意識不強、能力不強；一些干部習慣于沿襲對傳統媒體的管理方式、管理手段，對新形勢下如何有效地應對網絡還不熟悉、缺少辦法。因此必須把構建網絡和諧放在社會管理更加突出的位置，堅持“積極利用、科學發展、依法管理、確保安全”的方針，形成法律規范、行政監管、行業自律、技術保障、公眾監督、社會教育相結合的互聯網管理體系，構建文明和諧、活力有序的“虛擬社會”，努力引導和促進“虛擬社會”與現實社會的和諧。

五、凝聚市場和社會力量，構建市民社會管理體系

    深圳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導師鐘堅提出，要繼續堅持經濟市場化改革，實現發展模式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轉變，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與文化生產力，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深圳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關鍵點，在于轉變政府職能，提高行政效率。沒有實現發展模式從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的轉變，積極推進政治體制和民主政治建設，切實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積極推進社會改革，大力培育社會中間社會，建立起市民社會。現代民主政治必須有一個成熟的市民社會作基礎。

    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深圳大學管理學院公共管理系副主任馬衛紅博士認為構建社會管理體制，可以將各類基層社會組織利益化、功能化，承認它們各自具有不同的自身利益，并將其合法化、組織化，在此基礎上，可以在街道層面建設一種政府與社會的良性互動機制。目前我們的基層社會管理體制改革中，有一種危險需要警惕，那就是行政權力的變相延伸，政府在“放”與“控”之間徘徊。事實上，如果政府過多地干涉社會事務，只會是吃力不討好。政府應清楚地劃分其管理職能，行政性職能是街道自身的事務，不得下派到社區。而事務性職能則可以讓社區組織通過合理的博弈自行調節解決，當社區組織自行調節遇到問題時，街道可對其進行調節，調節未果的話，可以用法律途徑解決。事實上，承認利益分化、并允許利益趨同的群體或者個人組織起來維護自身的利益，并不會對社會穩定造成危害。相反，社會組織的自身博弈來解決問題，可以節約或減少政府干預的行政成本。

六、努力實現深圳關內外均衡一體化發展

    深圳職業技術學院管理學院副教授鄧志旺說要正確看待關內外的差異，要客觀公正地評估關內外的差異，需要確定關內外一體化的路線，包括法規政策一體化、規劃布局一體化、基礎設施一體化、城市管理一體化、環境保護一體化、基本公共服務一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