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新生代農民工素質教育調查分析及對策建議》課題成果簡介

　日期：2011-07-11   來源：深圳市社會科學院

《深圳市新生代農民工素質教育

調查分析及對策建議》課題成果簡介

程立達  

為深入貫徹黨中央提出的“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要求，2009年6月，深圳總工會勞務工研究會和深圳市職工繼續教育學院聯合成立了深圳市新生代農民工素質教育調研課題組，就新生代農民工的素質教育狀況開展專題調研，于2010年6月完成調查。

本次調查將農民工群體列為調查重點，選擇的范圍涉及深圳六個行政區和工業、商業等多個行業的52家企業，采取問卷調查、企業訪談和文獻研究的調查方式。本次問卷調查共發放問卷2145份，回收有效問卷1653份。其中，新生代農民工（出生于20世紀80年代后）為1306人，傳統農民工347人，新生代農民工占受訪農民工總數的79%，調查樣本的代表性較高，能夠基本反映新生代農民工的客觀情況。根據此次調查的有關數據，課題組就進一步做好新生代農民工的素質教育工作進行了深入研討，形成本報告。  

一、深圳新生代農民工概況與素質教育基本特征

新生代農民工既有從小在農村長大進城務工的，也有隨打工父母在城市中長大的的青年勞動力。以調查問卷數據分析，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   整體年輕化，女性比例高于男性，多數未婚，主要來自省外

調查顯示，在深新生代農民工平均年齡為23.6歲，“90后”占24.8%；“80后”占54.2%；傳統農民工占21%。說明80后已經成為深圳產業工人的主力軍。其中，男性占39.3%，女性占60.7%，女性比例明顯較高；未婚者占72.4%。

來自省外的新生代農民工占86%，來自廣東省及周邊湖南、湖北、廣西、江西等省份的占64.9%，傳統勞動力輸出大省四川比例較低，說明新生代農民工就近擇業增加，跨區域、遠距離流動在減少。

（二）受教育程度較高，文化基礎較以往好

調查顯示，在深新生代農民工中，小學及初中文化占38.1%。高中（含中專中職）占47.4%，大專（含高職）及以上學歷占14.5%。高中以上學歷占61.9%，說明在深新生代農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較高，文化基礎遠遠超過了傳統農民工。

（三）謀求發展動機強烈，目標長遠，愿意吃苦，多數能適應現在的工作和城市生活

47.5%的在深新生代農民工將“謀求發展”作為出來打工首要原因；13.9%選擇“開闊眼界”；僅33.7%將解決生存問題作為打工的首要原因。同時，66.7%的新生代農民工認為自己在深圳工作獲得的直接收益是“迅速成長”和“眼界開闊”；僅27.7%將賺錢作為來深工作的直接收益。說明多數新生代農民工目標長遠，提高收入不再是進城就業的首要原因。

調查顯示，在判斷自身的主要優勢時，53.7%的在深新生代農民工選擇“能吃苦”，21.7%認為是“年輕”；把技術和文化作為自己優勢的僅11%，更有13.4%無法明確自己的長處。說明多數新生代農民工非常明確自己的定位，知道吃苦耐勞和年輕有活力是自己立足城市，贏得未來的最大本錢，認可需要付出辛苦努力才能有所收獲的道理。

面對自己從事的工作，50.5%的新生代農民工表示“喜歡”， 46.8%認為“一般”，“不喜歡及厭惡”占2.7%。同時，占65.3%的在深新生代農民工對目前工作比較適應，只有1.9%表示不適應現在的工作。說明新生代農民工自主擇業能力較強，不會強迫自己從事“不喜歡”的工作；由于受教育年限較長，對城市生活工作以及價值觀并不排斥，對鄉土社會的懷念并不強烈。同時，也由于多數從事技術含量較低的重復性勞動，并不能給他們中的很多人帶來滿足感和工作激情。

（四）有著強烈的創業意識、憂患意識，渴望提升自身的知識技能水平

調查顯示，58%的在深新生代農民工今后打算創業做老板，希望成為技術人員的占15.1%，成為業務骨干的占10.8%，成為辦公室白領的占11.5%。超高的創業預期說明新生代農民工具有濃厚的創業意識。

84.6%的在深新生代農民工最擔心的不是“失去工作”、“拖欠工資”、“沒有社保”，而是“知識技能水平跟不上”社會發展和“沒有提升和發展的機會”。同時，72.2%的新生代農民工認為自己在外打工遇到的首要困難是“沒有技術和文化偏低”，而將“缺少親情”以及“城鄉差異”視為困難的僅占14.1%。說明新生代農民工由于基本沒有務農經驗且具有較高的文化基礎，憂患意識更濃，對于留在城市和實現人生發展目標的必由之路有著清醒的認知。

（五）短期職業技能培訓最受歡迎，多數希望得到本科學歷

調查顯示，47.5%的在深新生代農民工對較短時間內提高自身技能水平有迫切需求，最希望接受“2-3個月的職業技能培訓”。說明，一是絕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對“2-3天的崗位短時培訓”不看好，這類以操作為主的生產技能培訓技術含量不高，對他們的未來發展幫助不大；二是多數希望短平快，花較少的費用盡快提升自己以立足城市。

有54.8%的在深新生代農民工希望得到本科學歷，32.5%希望得到大專學歷，而愿意讀中專的只有7.1%。數據分析表明，受調查新生代農民工中，大專（含高職）及以上學歷收入超過2000的占47.1%；擁有高級工資格收入過2000的只占34.4%。說明，大專以上的高等教育學歷對工資提升的作用明顯，高等學歷的現實重要性超過了職業資格證書，因而最受新生代農民工歡迎，提升學歷已經成為改變命運的最有效方法。

（六）對能提高職業地位、改善工作環境的培訓具有較強需求

調查顯示，在深新生代農民工最希望參加的技能培訓項目前三位分別為市場營銷、計算機應用和創業教育。說明，新生代農民工不再甘心于他們認為“臟”“亂”“差”的高勞動強度工作，如電子電工、制造、汽修、建筑等，其需求較高程度地指向勞動強度低而又較體面的技術和管理工作。

（七）主要通過自學和企業內部培訓獲得知識和技術，希望企業多組織技術培訓活動

調查顯示，為了獲得知識和技能，29.9%的在深新生代農民工主要通過“自學”，21.9%通過“企業內部培訓”，21.4%通過認為“學校”，通過參加“社會培訓”獲得知識和技能的只占9.3%。說明，一是社會培訓不能滿足農民工的崗位工作需要和職業發展，在促進新生代農民工人力資本積累方面的影響力最小。二是工作之后，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是以較少投入時間和金錢的方式，來提升自身的知識和技術，因而其人力資本的積累速度必定是緩慢的。

56.6%的在深新生代農民工希望企業組織 “技術培訓”活動，通過“干中學”盡快掌握生產技能（屬于人力資本理論所指的專用性技能）。顯然，這種人力資本投資形式成本最小、見效最快。

（八）費用不高的情況下，多數新生代農民工愿意自費參加學習培訓

調查顯示，愿意少量投資（300-500元）來提升就業能力的有29.7%；愿意投資1000元左右占25.8%，2000元以上占13.6%；合計有69.1%；不愿意或者基本不愿意自費學習（為提高就業能力只愿意花100元以內的費用參加培訓，這幾乎不可能帶來實質變化）的新生代農民工有30.9%。說明，盡管強烈的發展動機對新生代農民工投資教育有著明顯的支撐作用，但收入不高、就業門檻低的現狀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教育決策產生巨大影響，多數農民工僅愿意為參加培訓少量投入。

（九）政府政策與企業機制對新生代農民工參加培訓影響最大

農民工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絕不是單純的金錢付出，也包括大量的時間精力和其他機會成本，激勵在這個過程中十分重要。調查顯示，刺激新生代農民工下決心參加培訓的誘因很多，政府資助、企業內部晉升機制、從眾心理、榜樣引導等都會對農民工投資學習產生明顯的影響。

三、深圳新生代農民工面臨的突出問題

    調查顯示，在深新生代農民工面臨以下問題：

（一）   多數從業崗位技術含量偏低，收入不高

83%的在深新生代農民工從事的崗位技術含量不高；17%從事技工、技術員、工程師、設計和管理崗位。說明，新生代農民工中高技能產業工人比例不高。

調查顯示，84.8%的新生代農民工月純收入低于2000元。因此，與城鎮職工相比，明顯偏低的收入直接影響了新生代農民工在教育、技能、健康等方面的人力資本投資熱情和扎根城市的信心。

（二）工作穩定性較差，在深工作時間短，未來方向不明確

23.1%的在深新生代農民工在1年內變換工作，50.1%選擇在企業工作兩年后變換工作，能穩定工作4年以上占26.8%。說明多數新生代農民工工作穩定性較差，但季節性工作流動大幅降低，跳槽頻次下降；由于年輕、受教育程度高，新生代農民工更關注未來發展，多數會在2年內對自己在現企業的發展前途和上升空間做出判斷。企業應在這個周期內采取一些制度性的激勵措施，留住表現優秀的骨干。

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在深平均工作時間為3.6年，在深工作6年以上者（基本可確定將在深圳長期工作）僅占19.1%；在深工作2年以內的新生代農民工中，從事低技術含量工作的占90.3%。說明，在深新生代農民工多從技術含量和管理要求較低的工作起步；5年后，其中的大多數人將因為自身知識技能不夠、收入不高等原因而選擇離開，僅20%能長期穩定工作，并逐漸成長為高技能產業工人。

調查顯示，明確要“長期留在城市”的在深新生代農民工占19.8%，明確未來要“返回家鄉”的占16.1%，對未來是否留在城市要“看情況”以及選擇“往返城鄉之間”的騎墻派占59.1%。說明，多數新生代農民工由于沒有務農經歷，返回家鄉并不是他們必然的選擇，但在城鄉二元分割制度下，面對二元制度性的社會排斥、文化抵制和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新生代對自身的前途并沒有一個肯定期望，對教育投資表現出猶豫的一面。

（三）多數未接受過正規的職業培訓，成為高技能產業工人的意愿不強烈

71.5%的在深新生代農民工沒有職業資格證，擁有初級證的有13.9%，12.1%有中級證，僅2.5%有高級工證。

只有25.9%的新生代農民工打算成為企業的技術或業務骨干。說明，由于技術能力和業務知識的提高，需要投入大量資金、時間以及某些機會成本，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因此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從主觀上看走專業發展之路信心不足。同時，鼓勵農民工長期留在城市的政策還不完備，政府引導不足，企業對高技能產業工人的培養和激勵制度不完善，技術人才成才比例低，社會地位較低，客觀上也缺乏對新生代農民工成長為高技能產業工人的激勵和環境。

（四）新生代農民工在教育培訓方面的需求與現實之間存在較大差距與矛盾

新生代農民工參與教育培訓既希望改變自身未來命運，又希望能對當前的工作與生活有即時幫助，需求與現實存在較大差距和矛盾。

首先，新生代參與培訓的根本目的是改變自身命運。因此，他們對能提高職業地位、改善工作環境，能帶來勞動強度低而又較體面工作的教育培訓具有較強需求。然而，多數企業對農民工開展的培訓主要限于短期的操作性上崗培訓，重在解決現實的生產問題，對農民工長期發展推動不足。

其次，社會培訓一般屬于是盈利性質，為了生源有保障，一般只開設通用技能培訓，不一定適合企業的實際生產需要，對農民工即時幫助不大；同時實力有限，網點少，就近學習幾乎不可能。因此，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也不認可社會培訓。

第三，政府主導一切的農民工培訓模式和技能培訓補貼政策，存在著培訓內容雷同，偏通用性技能，脫離企業用工實際等問題。因而，企業急需技術工人的突出矛盾并未緩解。

（五）教育培訓信息不完全、不對稱問題讓新生代農民工無可奈何

調查顯示，“缺少合適的內容和項目”、“沒有時間和精力參加”和“單位附近沒有學校和培訓機構”成為制約新生代農民工參加學習培訓的三大重要客觀因素。 “學什么有用”、 “到哪里學”、“什么時間學”的問題均由信息不完全不對稱而產生，新生代農民工承受不起人力資本投資的浪費。因此，必須由高技能產業工人的最大受益方，即政府、企業以及教育機構，通過可行的（成本較低覆蓋面較廣）辦法降低信息的不對稱程度，避免市場失靈來予以解決。

（六）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對參與更高層次教育培訓的動力不足

調查顯示，68%的新生代農民工在工作之余的第一選擇是休息、上網、逛街、看電視或者加班掙錢等，32%第一選擇是學習培訓和看書。說明，多數新生代農民工觀念上并沒有樹立人力資本投資意識，教育成本仍被視為支出而不是投資。主觀表現上，就是雖有發展目標，卻沒有在當前切實地投入時間、精力和金錢去為提高自己的知識技能水平付出努力。

（七）公益性教育培訓受到極大歡迎，但信息不對稱問題可能導致政府資源利用效率的損失

78.9%的新生代農民工對政府部門提供的免費學習機會態度積極。

同時，如果要求新生代農民工每周來學校上兩次課，路途來回時間超過1小時，則43.3%表示不能堅持學習；路途超過2小時，幾乎沒有農民工能夠堅持學習。

由于政府公益性的學習機會意味著能夠節省可觀的學習費用，而這種學習機會是一次性的，雙方合作關系不會長期維持，因此某些農民工可能會通過“偽裝”來隱瞞自己意志不堅定，根本不能克服困難堅持學習的私人信息，從而獲得免費學習機會，進而造成低質量的學習過程。這就是信息不對稱造成的逆向選擇問題，將造成政府資源利用效率的損失。

三、對策與建議

針對課題調查與企業訪談了解的情況，為推動解決深圳新生代農民工在素質提升和職業發展過程中的問題，促進他們向產業工人轉變，本報告著重從維護權益、培訓體系、激勵和信息機制等方面提出對策建議。

（一）加強相關法律制度的完善、落實和監督，維護農民工各項權益，促進農民工長期穩定就業

由技術工人的結構性短缺引起的“技工荒”問題，不能通過工業化的降級來平衡，只能依靠勞動要素的素質升級來解決。但是，由于城鄉二元制度所造成的農民工勞動力市場，對農民工的許多社會性、公共產品訴求等是嚴重失靈的，而市場失靈問題需要政府來解決。

1、建立健全工資支付、增長、共決機制，引導企業將工資增長、勞動生產率提高和利潤增長保持基本同步，推動完善最低工資制度，適時調整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普遍建立工資集體協商機制，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的經濟收入。

2、加大力度，依法推進農民工的勞動合同管理，明確各種保障，才能讓農民工打消“候鳥”的自我認定，形成長期的就業預期，留在企業穩定工作。

3、完善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制度保證，消除政策性歧視和排斥，給予勞動收益遞進的階梯，為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提供心理預期。一是進一步加大優秀農民工入戶的工作力度，逐步取消對有穩定就業和穩定居住地的農民工戶籍轉入限制，在現有政策基礎上，加大緊缺工種的計算分值，增加農民工積分入戶計劃指標。二是擴大社會保險參保率，消除依戶籍、身份的醫療保險模式，實施統一的醫療保險制度，加快推進農民工失業保險、生育保險、養老保險、工傷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三是多渠道改善農民工居住條件，將農民工納入城鎮公共租賃住房體系。四是進一步加大對義務教育的投入，降低農民工子女入學門檻。

（二）建立健全農民工培訓的相關政策機制，搭建適合農民工參與的培訓體系與培訓平臺，激勵和引導教育機構、企業和新生代農民工積極參與職業培訓

1、設立農民工培訓管理機構。承擔起統籌協調政府各相關部門和工青婦等人民群眾團體的職能，組織引導社會培訓單位、用工企業、農民工三方參與農民工培訓工作，明確各方職責，對培訓內容、培訓網點建設、培訓經費等方面作出具體細致的安排部署，制定相關激勵政策和保障措施，激發各方積極性。

2、逐步形成政府統籌,重點依托各類教育培訓機構、行業企業開展農民工培訓的社會化工作格局。政府除了財政上不斷加大對農民工培訓的支持力度外，更主要的作用是整合現有教育資源，形成用工單位、農民工個人和社會培訓機構參與農民工培訓的良好環境。

一是提供適合農民工在工作之余參與的文化信息消費空間與環境，否則他們很難融入現代都市文化圈和主動投入到可持續發展的文化消費生活中。因此要加強基地建設，按區域建設一批面向社會開放的職業教育園區和職業訓練中心，建立各級農民工學校專門為農民工免費提供文化知識教育和技能培訓等。

二是必須加大培訓供給和財政支持，引導和鼓勵會各類教育培訓單位與用人單位、勞務輸出(派遣)機構建立合作關系，結合企業需求和新生代農民工學習特點開展中短期通用技能類培訓（職業資格證）、高等學歷教育和引導性、城市適應性培訓，方便農民工就近學習。

三是充分發揮工青婦等群眾團體作用，組織引導新生代農民工參與職業培訓。各級工會可爭取政府部門和社會力量支持，整合工會內部培訓資源，持續推動“千萬農民工援助行動”、“家政工程”，發揮工會“職工就業培訓基地”、“農民工技能培訓示范基地”的示范作用，開展有工會特點、符合農民工需求的培訓，支持企業開展崗位培訓，推動落實企業組織農民工培訓的資金補貼政策。

四是企業在職培訓是農民工人力資本投資中最直接、見效最快的投資方式，要發揮企業主體作用開展農民工培訓。政府應從培養社會人角度承擔農民工通用性培訓的人力資本投入，減輕企業負擔，從而引導企業在專用性技能培訓上加大投入。

五是以“迅速對就業或工作產生影響”為目標，加強適合企業生產需求的新工種培訓研究，從政策上給予支持，鼓勵農民工積極參與培訓。

3、建立健全政府、企業和個人共同承擔的農民工培訓經費投入機制。各方投資主體都可以從農民工參與培訓中受益并表現出乘數效應。因此，按照“誰受益誰投資”的原則：

首先，政府除了原有的農民工補貼培訓一般由簽約認定的培訓實施機構承擔外，可鼓勵有條件的企業根據崗位要求和技術更新升級的需要，依托自身培訓機構和內訓環境開展農民工技能培訓。凡農民工考核鑒定合格的，補貼經費直接核撥給企業。

第二，勞動力素質的提升，無疑將提高企業的勞動效率，降低管理成本，企業是最大的受益者。政府和工會要推動和督促企業按照法律法規和有關文件規定，把工資總額的1.5％－2.5%的職工教育培訓經費的足額提取和使用，計入成本在稅前列支。通過職代會、廠務公開等形式，加強職工群眾監督，確保經費總額的60％以上用于一線職工教育培訓。政府同時對實施農民工教育培訓成績顯著的用人單位給與獎勵和一定補貼、減免稅款。

第三，通過補貼培訓機構，降低農民工學員的培訓收費標準，開辦低費、免費的素質教育和勞動技能培訓，建立健全小額低息教育貸款制度以及對通過緊缺職業技能鑒定的農民工給予培訓費用補貼的方式，來鼓勵農民工個人部分出資接受高等級的職業培訓，提高自身素質，增加就業競爭力。

    4、建立健全適合農民工特點的培訓運作機制。實施農民工自主選擇教育機構和培訓內容的“培訓券”模式，能使政府對農民工培訓的經費撥付，轉化為受益者對教育培訓服務的購買力和看得見的福利，使得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和政府的政策導向功能同時發揮作用。政府的主要作用是為各培訓機構提供公平競爭的平臺，選擇、培育優秀的培訓機構，加強監督和評估，促進培訓機構在招生、培訓、就業方面發揮特色，對培訓券的預算、審批、發放、使用與回收加強監管。

同時，學分銀行是適應農民工的學習特點，解決農民工持續學習的可行辦法，通過建立學分累計、轉換和轉移，讓農民工零存整取，隨到隨學，待達到規定的學分后獲得相應的學歷，充分尊重和滿足了農民工的個性化需求，有利于勞動力的轉移，為學習型社會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5、開展滿足新生代農民工需求和符合其發展特點的農民工培訓工作。首先，應充分考慮新生代與傳統農民工的代際差異，積極開展創新型創業型人才培養，逐步規范創業培訓、項目扶持、小額貸款、創業跟蹤服務的運作體系。其次，政府、工會和社會培訓機構要承擔起農民工的素質類培訓工作，加強對他們的人文關懷，通過幫助他們提高思想道德素質和技術技能素質，搞好自我管理、自我調適，緩解心理壓力，提高耐挫能力，樹立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從而在更高程度上實現人力資本的外部效益、規模效益。企業要加強企業文化、職工文化建設，設立職工書屋等文化娛樂設施，進一步營造關心、尊重和愛護農民工的良好社會氛圍。企業要結合生產實際，利用企業生產環境和內設培訓部門開展農民工崗位技術培訓，缺什么補什么，用什么學什么，學以致用。重視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生涯發展培訓，充分了解他們的個人需求和職業發展意愿，幫助他們規劃自己的職業生涯，使個人發展與企業可持續發展得到最佳的結合。

（三）建立健全企業新生代農民工培訓的激勵與信息互動機制

從人力資本外部性的角度來看，只有建立政府、企業和農民工個人共同分擔的人力資本投入機制，提供一條農民工在企業發展的職業通路，將兩者的發展目標統一到一起，保證企業和農民工參與培, 訓都有合理的回報，才能從根本上提高企業和農民工雙方的培訓積極性。

1．企業應按農民工掌握與生產有關的職業技能和學歷分級建立明確合理的調崗晉升機制，采取長期雇傭制度，將降低工作轉換率，穩定技工隊伍。既要提高他們的貨幣收益，也要增加其心理收益，如改善工作環境、衛生狀況、地位權利等，促進農民工投資培訓。

2. 企業和農民工雙方都要樹立正確的發展理念。一是企業要樹立人力資源觀念，摒棄舍不得人力資源投入的短視行為和掠奪式用工方式。二是加強農民工素質教育和榜樣宣傳，提升新生代農民工對誠信、契約、職業生涯發展和人力資本投資方面的認識，幫助他們按照企業的勞動力需求結構正確擇業，扎實工作，破除終南捷徑的思想，珍惜公益性學習機會，一步一個腳印的穩健發展。

3. 建立完善的制度體系來減少由于信息不對稱問題而造成的政府公益性教育投資效率的損失。政府可以制度化的方式，明確公益性學習規則，要求繳納高額保證金，來識別公益性學習申請者的私人信息，甄別出真正能克服困難，渴望學習提高并最終能夠學有所成的農民工，阻止逆向選擇行為的發生，減少不對稱信息的負面影響。對于高等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資本，其受益者首先是本人，其次才是社會，因此農民工接受高等教育理應由其本人承擔相當的費用。

5．創造有利信息環境，增進農民工培訓的信息互動，從而減少信息不對稱問題對新生代農民工產生的困擾。一是運用現代網絡技術，建立農民工教育服務網，建立健全農民工培訓信息傳播和分享的獎勵機制，以農民工人人具有的智能手機為基礎，及時分享有價值的培訓信息，最終促進農民工參與培訓的廣度和深度。二是把培訓市場信息與就業市場信息相溝通，可使農民工在獲得培訓信息的同時獲得就業信息，從而有助于增強農民工培訓的針對性和實效性。

新生代農民工參與培訓取決于農民工個人、企業、政府和社會組織的協同，而更重要的是農民工自己的人力資本投資意識與行動。內因是農民工自己，政府、社會組織、企業等外因要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