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新聞發布制度與政府危機公關的模式分析》課題成果簡介

　日期：2012-04-23   來源：深圳市社會科學院

潘曉慧

研究深圳新聞發布制度與危機公關模式必須先理清新聞發布制度和危機公關概念的內涵，然后找到二者之間的聯結點，同時還要將它們放在深圳特區政府的執政傳統和深圳市媒體生態環境下去考量。雖然國際上對于政府新聞發布制度和方式的研究已經有將近三十年的歷史，關于危機公關的研究也經過了近20年。但是顯然國內由于政治、社會和文化的發展不平衡，加之我國現行的新聞管理體制與國外有很大差別，無論是新聞發布制度還是危機公關模式的研究都還處在探索的階段。雖然由于特區發展背景的要求和媒介環境的影響，深圳在國家新聞發布制度創新和改革方面一直都是在前沿，尤其是幾個大步驟的新聞發布工作的創新，在國內有著相當有意義的影響.但是，在新媒體環境下，在深圳發展三十年后的今天，如何評價政府新聞發布制度模式和市政府危機公關的策略需要系統研究;同時,如何幫助政府完善在新聞發布制度,更有效地應對公共危機,這是需要學術屆和政府迫切研究的課題。本研究采用了內容分析、深入訪談和問卷調查等研究方法，針對2011年度深圳市十個重要新聞發布事件對受眾知曉度、政府公信力、政府新聞發布的效果等維度進行了測量，對深圳五個重大突發事件政府的應對能力和解決危機的能力進行了受眾調查；針對深圳市情，將新聞發布制度與目前政府危機公關和輿論引導的模式作為一個整體進行了研究，發現了政府新聞發布制度和危機公關等工作發展至今所存在的瓶頸，尤其是在互聯網時代信息傳播和輿論環境的背景下，對深圳政府應用網絡媒體的執政能力進行了研究，其意義在于為政府決策、社會應對提供了可靠的案例和數據，對實際工作有重要的借鑒和參考價值，特別是對互聯網普及度高、新媒體應用廣泛的開放城市深圳，政府怎樣提高信息應變能力和媒介素養能力，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中國隨著網絡新聞環境更加開放，開放了對國內群體性突發事件的報道、評論，近年來接連發生群體沖突事件，使網民的表達更加活躍。社會深層次的矛盾和不同社會階層的利益訴求在網絡平臺上展現，不同政治觀點和社會思潮也借助網絡平臺激蕩發酵，網絡輿論的多樣性、離散性、復雜性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這樣的框架下研究分析政府新聞發布制度和政府危機公關的模式，無疑具有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  我國新聞發布制度研究的文獻綜述

從歷史發展的線路來看，政府新聞發布活動遵循著一條伴隨社會結構變遷漸進發展的線路。 學者對中國新聞發布制度作的理論與實踐的研究，包括孟建和李曉虎提出的中國政府新聞發布的理念, [1] 李希光等學者關注如何策劃成功的發布會和發言人的培訓[2]，鄒建華等學者人隊發言人素養業提出了明確的觀點，例如以誠信為本，[3] 孟建等學者提出在公眾輿論范圍內檢驗如何新聞發布效果，并提出了四個梯度指標，[4] 也有學者如陳麗江等從政治傳播角度研究政府新聞發布制度作為正在計劃與政治話語的功能[5]，孫來清等學者提出由于哲學研究范式的轉向、多元化的社會現實、民主觀念的變遷以及政府治理方式的轉變,我國政府發言人制度應當建立在溝通理性的基礎之上，應當從價值重塑、文化再造、制度重構和設施整合等方面來構建我國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6] 關于如何評價政府新聞發布效果的研究，目前國內的學者有孟建和侯迎忠等提出了新聞發布會的效果評估指標體系。^[7]  趙啟正等學者也指出政府新聞發布會的功能之一就是宣傳政府或國家形象。^[8]  對非常態或者所謂突發公共事件中新聞發布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政府新聞發布的時效性和全面性方面，例如，龍鴻祥針對對政府新聞發布中不及時發布，封堵消息等做法的總結，提出政府新聞發布的應對策略。陳雋關注了政府應對突發事件應遵循的原則。

對于新聞發布中的政府議題管理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討論其意義及必要性方面，例如聶靜虹指出, 議題管理作為一種動態的管理過程,在提高政府政策能力、提升政府形象方面發揮著積極而有效的作用；一些個案研究探討了BBS與報紙之間互動關系。指出的是這些研究并不涉及政府議題與媒體議題和公共議題之間的互動關系研究。由此可見，當前我國學界對于突發公共事件政府新聞發布過程中政府議題與公眾議題互動的研究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綜上所述，這些研究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為國外研究。他們大多研究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英國等政府新聞發布制度和發言人的經驗以及政府危機公關的策略，尤其有些比較推崇的案例，描述或總結新聞發布的技巧以及應對危機手段，也有關于新聞發布效果研究的論文。這類研究對我國新聞發布制度以及危機公關，其意義也僅止于“借鑒”，不一定適合我國國情。

第二類為國內研究。他們大多研究都是從宏觀層面梳理看國內新聞制度的發展路徑；也有部分關于問責制的研究，但少數的幾篇研究文章都局限在與香港的問責制比較，也是職能借鑒，不符合國情。還有一大部分的研究落在了政府發言人的培訓和媒體對策上，也有些較好的個案分析研究。這類研究既有宏觀層面的暢想，也有微觀的討論，但是對我國新聞發布制度的真正創新和完善以及新聞發布的效果評估研究顯得單薄， 尤其是對網絡媒體在危機公關是的合理應用還只是停留在理論層面的分析上。

 第三類為區域新聞發布制度改革的研究。這類研究主要是涵蓋了內地的一些省市的新聞發布制度經驗，而這些經驗比起改革開放的前沿 –深圳，至少有發展滯后的現象。

綜上所述，關于如何理解和完善發布制度，尤其是關于深圳特區這個中國改革試驗的場域中怎樣梳理深圳新聞發布制度的發展和創新都還沒有系統研究；深圳地處改革開放前沿，尤其在新媒體環境下，變化快，危機多，深圳特區政府處理危機事件的能力究竟如何，怎樣建立適合深圳市情的新聞發布制度和發言人的培訓等方面的研究尚缺。而深圳經驗尤其值得推廣的。

二、深圳新聞發布制度的沿革和創新

（一）深圳新聞發布制度的發展回顧

催生深圳新聞發布制度建立和發展的主要原因如下：

1. 深圳的特殊地理位置： 深圳毗鄰港澳，深圳的發展牽動著海內外媒體。作為一個移民城市，人口過莫大， 流動性強，由于其在全國政治、經濟上的特殊地位，一旦發生危機事件，就會產生媒體的擴大效應，外媒速度快、報道自由等特點會將危機擴大化，市政府處于被動局面。深圳處在社會轉型期，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深層次的矛盾逐漸尖銳。從特區伊始， 深圳就不得不面對境外媒體，尤其是當時香港媒體攻擊深圳經濟特區的建設，輿論掀起了“深圳是失敗的試驗”的論調，誤導境外對特區的發展的理解。如何面對媒體尤其是境外媒體的采訪，成為深圳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2. 國際大都市的特點： 深圳是奇跡般發展起來的現代化國際都市，它的青春、朝氣、開放、包容的形象也隨時依賴政府新聞發布工作來塑造。因為深圳的發布制度起步早、培訓早，且新聞溝通理念比較新、機制性的改革上思考多，探索了多種發布方式，讓深圳從全國脫穎而出。國家對深圳新聞發布的觀念、能力、技巧的評價都很高。

   （二）深圳新聞發布制度的創新

   1985年，深圳市委就同意市委宣傳部《關于建立市政府發言人制度的意見》，在深圳設立三個層次的新聞發言人，其中市政府還設立首席發言人; 20世紀90年代初，深圳連續發生新股發行風波、水災、“八五”大爆炸等重大突發公共事件，市政府新聞辦公室及時回應境內外媒體的采訪，較好地引導了輿論。[9] 進入1990年代中后期，深圳開始探索從制度層面進一步健全完善政府新聞發布制度。1998年，設立市、區和政府各部門、市政府新聞處三級新聞發言人，至此，深圳市已初步建立了現代政府新聞發言人工作體系的基本形態。市政府相繼出臺幾個文件，都涉及到新聞發言人與政務公開的關系。2003年“非典”爆發之后， 中國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動政府信息公開、建立健全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自此，深圳的新聞發布也更加卓有成效地開展。2003年9月，深圳市委、市政府批準《深圳市政府新聞發言人工作制度》，確立了在新形勢下完善深圳市新聞發言人工作制度的原則和框架。2009年8月26日，《深圳市人民政府新聞發布工作辦法》正式出臺，對新聞發布機構、新聞發言人制度、新聞發布的范圍及內容、新聞聞發布的方式和程序以及監督和保障做出了詳細的規定。作為全國最先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城市，在政府新聞發布方面已經探索出“行政首長負責制”、“新聞發布問責制”等創新舉措,并頒布了《深圳市人民政府新聞發布工作辦法》,形成了較為成熟的新聞發布和危機公關體系。

 繼而，深圳特色的“網絡問政”機制問世，設立網絡新聞發言人。為了在網絡輿論中爭取主動，深圳加強了輿情搜集研判和策劃引導工作。同時，探索建立開辟黨委政府與網民經常性、制度化的網上溝通新渠道；完善報、臺、網聯動機制建設，抓住深圳振興互聯網產業有利時機，推動主流媒體向互聯網、手機等新興媒體延伸。

 2009年, 深圳市委常委會提出將新聞發言人制度推廣到黨委等其他系統。2010年5月,深圳市第五次黨代會首次設立新聞發言人，引發了海內外傳媒的高度關注和積極評價。建立健全黨委新聞發言人制度是深圳市委推進黨務公開、樹立改革開放形象的重要舉措。

 “行政首長負責制”和“新聞發布問責制”

2009年深圳市政府推出了精簡合并的大部制舉措，進而產生了深圳30年來力度最大、影響最為深刻的機構改革。也正是在大部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深圳提出“打造傳播全球化生態下現代政府新聞公關的深圳模式”[10] 等創意設想。隨后，出臺了《深圳市人民政府新聞發布工作辦法》[11]， 明確將常規政府信息、社會熱點、突發公共事件、重要預警信息、重大活動、媒體監督等內容列入新聞發布范圍內，并對常規政府信息和重大突發事件分別設置了7個工作日和120分鐘的時限。按照該辦法；在信息發布上不及時、不主動的“新聞官” 將首次面臨有據可依的行政問責。[12] 由此，深圳率先引入了新聞發布工作問責機制，表現了政府“取信于民就是要完善問責制”[13] 的決心和“領導意志讓位新聞規律”[14]的觀念轉變。政府發布工作的第一責任人是部門首長；其次，在與媒體打交道、為記者提供新聞服務的日常工作中，新聞發言人是直接責任人，有責任去協調行政首長授權分管領導去回應媒體的采訪訴求；第三，在具體事項新聞發布中，按照行政事權與新聞發布對等的原則，分管領導就成為具體責任人。“行政機構完全可以根據實際需要指定熟悉情況的分管領導作為‘臨時新聞發言人’來接受新聞媒體的采訪。”[15]

這是深圳首次系統性地運用公開規范性文件，將政府新聞發布的價值追求固化為硬性要求，特別是率先對新聞發布工作的“問責”機制作了明確規定。[16]  這是一種通過輿論可以促進業務工作，也可以通過輿論幫助改進業務當中出現的問題的雙贏機制。深圳政府引導輿論的方式也通過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建設而改進。政府要運用自己手中的信息資源，通過統一的平臺向公眾發布，既符合國際上的通用規則，又符合中國和深圳的媒體管理實際，深圳起到了典范作用，帶動了市、區政府及其工作部門乃至街道、社區，多層次、多部門、多角度的新聞發言人應運而生，走向媒體前臺，走進公眾視野。

 存在的問題是

 （1）真正把新聞發布問責制做到位，需要很好的發言人隊伍，避免造成政府在關鍵時刻“失語”。

     （2）“問責”在操作層面不完善。目前我國行政問責還沒有專門的、完善的成文法。問責的主要法理依據是三種規范性文件，其中只有《公務員法》屬于真正意義上的法律，其它兩種規范文件雖有一定的約束力，但只能算是執政黨的內部紀律規范。

（3）“問責”的指向應不明確，問責的對象模糊，頗有在組織和個人之間游離的嫌疑。 以至于在問責中，問責客體具體應當承擔什么責任，模糊不清。問責一般只針對經濟上的過失，而對政治等其他領域的過失卻不問責，問責的環節也多局限于執行環節而少問責決策和監督環節。

（4）“問責”的條款應在實踐中更具體化。雖然規定了“四個不”，但是在認定上存在很大的空間，容易導致“選擇性問責”。如果問責不到位，形同虛設，

（5） 行政問責制的重心放在責任追究方面，而忽略了要注重預防失責行為發生。

深圳特色的“網絡問政”機制

首先的概念是政府社區網絡發言人。根據深圳官方人員的定義，社區網絡發言人是由政府指定、對外發布政府的網絡新聞和政務信息，并就網絡媒體和公眾關心的相關問題進行答復的人員。其具體職責有：及時發布經濟社會發展各項事業的進展情況及相關政策措施；就社會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進行解答，發布權威信息；廣泛開展與網民的溝通，聽取民聲、暢通民意、集中民智。通過經常性的網絡發言活動，引導網上輿論； 積極回應網民咨詢和政府使用新媒體手段來和民眾溝通已經在國際其他國家廣泛應用,如挪威地方政府使用網絡媒體拉近與公民間的距離,^[17] 到政府的危機公關能力很重要,并受環境的影響, 新媒體環境不僅對中國政府的危機公關能力挑戰,對其他國家的政府也是同樣嚴峻,  如美國核歐洲國家.^[18]   日本的功夫面對危機公關的能力也面臨著學者和公民們的質疑。^[19] 澳大利亞學者更聚焦在后危機問題的處理上.^[20]西方學者們認為，“理性的官僚足夠把人類的普通錯誤轉變為普通危機”。^[21] 群眾問政更顯示出政治文明對于建設和諧社會的重要性。“當危機能夠決定全市和政府的關系時，社會體制就需要改革了”。^[22]訴求，疏導網民情緒。[23]

其次，社區網絡發言人在其自身定位的尷尬，這種尷尬大多來自行政式的命令。在具體事件尤其是民眾關注度高的民生事件發生的時候，社區網絡發言人由于自身發展來自于行政命令的困境，往往成為網民批評的對象，進而大大削弱了其作為政府與民眾橋梁紐帶的作用。本研究觀察了羅湖家園網論壇網站上一次網民通過自主賦權、集聚力量與政府就“取締羅芳路非法洗車場”的博弈。[24] 通過對該網的社區論壇內社區新聞發言人與網民帖子的互動內容考察初步得出結論

（一）、新媒體環境下的傳播特點是網民賦權得以形成的前提

（二）、基于網絡社區形成的網民集群是賦權成功的保障， 因為“網絡集群”和現實中的集群行為的相通之處在于也具有自發性、無組織性和不可預期性。[25] 對話是賦權過程的基本構成，個體通過與同伴對話而獲得信念；同時，他們強調小團體內的對話可以產生彼此的認同感和掌握自己的生活、促成社會變革的力量感。[26]

（三）、新媒體環境下政府執政思路的形式化是導致矛盾激化的主因

（四）、政府控制下社區發言人的困境。隨著民眾對政府行為的不滿情緒的增加，社區網絡發言人在相當長的階段內成為網民矛盾指向的焦點，成為對政府無作為不滿的發泄口，被網民認定為政府欺瞞民眾的幫兇。這正是網絡社區發言人定位不準確及政府網絡執政思路形式化的必然結果。社區網絡發言人公信力的喪失最終會損害到政府引導輿論的初衷。從而，政府—社區網絡發言人—網民之間的關系變得緊張。

（五）、新媒體環境下政府提高網絡執政能力的出路是要考慮如何才能使愿景變為現實。羅芳路非法洗車場的案例帶給我們一個極有價值的思考：在政府---發言人—民眾這三者的關系鏈條中，各自如何定位，發言人應否在具體事件中偏向于民眾立場，政府與網民通過網上信息公布的博弈需要堅持怎樣的原則？

本研究認為，在新媒體環境下賦權與網民需要變被動為主動，其中關鍵的是尊重信息傳播規律，防止網絡執政方式的指導思路再從傳統媒體向新媒體的轉變中流于形式。

三、深圳新聞發布制度與城市形象傳播

   趙啟正等學者指出政府新聞發布會與宣傳政府或國家形象相關。^[27] 美國政府的成功經驗是“選擇一個定期的階段性主題，制定一個總的階段性計劃，針對每個主題制定一個口號，確定聽眾、媒體的不同訴求點。” ^[28] 利用大型國際活動或者大型體育賽事期間的媒體平臺來進行城市形象傳播是一項重要措施。^[29]  國內近幾年對大事件的研究都對舉辦賽事塑造城市形象的傳播提出了對策，^[30]  例如廣州亞運會的對外傳播策略、^[31]英國謝菲爾德市將賽事的舉辦上升到城市規劃的戰略層面^[32] 、墨爾本在大型體育賽事組織管理中樹立的“賽事組織管理、政府服務”的理念，對我國賽事組織管理中政府作用的改進有很好的借鑒意義。^[33] 本研究針對大運會期間政府新聞發布會對城市形象傳播的策略做了詳細分析，發現大運會在新聞發布模式上建立了三級新聞發言人體制為媒體提供良好的新聞資訊服務；策劃專項發布主題，將重點提升到文化的、經濟的、政治的三個層面上進行策劃城市形象。這是深圳政府探索新聞發布會傳播方式的新嘗試，借助深圳大運會的平臺進行廣東主題的新聞發布，一方面可以為深圳的文化尋根，促進國際上對深圳文化的理解；另一方面可以借助廣州、香港等城市的國際知名度，增強國際受眾對深圳城市品牌的認知，并將“被動解釋”變為“主動闡釋”，為政府新聞發布會這一傳統的政府傳播形式如何有效地進行城市形象塑造和傳播提供了有益的借鑒經驗，向世界展示了舉辦國際大型綜合運動會的能力，深圳成為大運史上“最佳”的注腳。^[34]

四．深圳新聞發布制度與危機公關的效果評估

課題利用深圳大學傳播學院的電話調查實驗室，針對深圳市2006年至2010年間十個有重大社會影響力的重要新聞發布事件調查并進行分析和量化評估。課題依據孟建在“政府的發布活動與傳播效果”的研究中提出在公眾輿論范圍內檢驗新聞發布效果的維度是公眾通過媒體對新聞信息的知曉度 、理解度 、贊成度 、支持度。[35] 對受眾進行問卷調查，又調查深圳五個重大突發事件受眾知曉度、政府公信力和對政府新聞發布的效果測量，對近幾年深圳市政府利用媒體應對公共危機的主要事件做案例分析，用以檢驗深圳市政府危機公關和輿論引導的能力，數據出路結果表明，政府的新聞發布信息傳播效果日漸強大，政府危機公關的能力也逐漸完善，民眾表現出的態度也是客觀的和肯定的，也證明了深圳市民對政府的決定很擁護,并積極參與的高素質，說明了新聞發布工作是順應民意的。這些研究結果為政府決策、社會應對提供了可靠的案例和數據，對實際工作有重要的借鑒和參考價值。

五．結論

深圳的新聞發布制度和政府新聞發布問責制的推行體現了深圳市政府為城市發展營造和諧有利的外部輿論環境環境的能力，其健全的的新聞發布和應急公關制度，以及更加透明有效的方式改進工作、凝聚民心、樹立良好的政府形象，以“問責制”驅動新聞發言人制度建設，同時不斷提高突發事件應急處置能力，尤其是營造了網上正面的輿論強勢，做好了網上熱點問題的引導和管理， 有利維護了網上輿論穩定，這系列的措施和成果不能不說深圳市政府的新聞執政能力為深圳改革開放三十年值得回味的經驗之一。深圳政府新聞發布工作成為政府公關和輿論的生力軍，助推了陽光政府產生。

回顧深圳政府新聞發布工作以及政府應對危機公關的能力的分析，本研究認為還有以下幾方面的問題需要深思：

１.　如何將問責制落實到位，而不是流于形式。問責的環節也多局限于執行環節而少問責決策和監督環節。這樣的做法缺乏真正問責的意義。

２.　新聞發布工作在常態下要將題策劃緊密與城市形象傳播和政府形象塑造聯系起來，把握好政府與媒體與受眾之間的關系，注重發布策劃時要注重形式、主題、和內容的多樣性、互補性，及時對媒體尤其是國外媒體上出現的負面信息做出正確、積極、及時的反應，絕對不能無限制的利用行政手段武斷的希望通過刪除信息的方式化解負面影響。

３.　新聞發布工作在非常態下更改革新聞發布的時間和方式的觀念，前期改革創新的成果，如“對常規政府信息和重大突發事件分別設置了7個工作日和120分鐘的時限”已經無法適應網絡媒體時代的速度，為了搶占輿論先機和重大突發事件中的話語權，必須考慮重新設置時間期限。

４.　網絡社區發言人定位不準確及政府網絡執政思路形式化，關鍵是在政府---發言人—民眾這三者的關系鏈條中，各自如何定位，發言人應否在具體事件中偏向于民眾立場，政府與網民通過網上信息公布的博弈需要堅持怎樣的原則。

[1]  孟建,李曉虎 ,中國政府新聞發布制度的理論探析. 《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 2007年 03期

[2]  李希光、孫靜惟：《發言人教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3]  鄒建華：《外交部發言人揭秘》，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版

[4]  孟建，《政府新聞發布活動與傳播效果》，《政府發言人15講》，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 P210-P214

[5]  陳麗江：《文化語境與政治話語-政府新聞發布會的話語分析》，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7年版

[6]  侯迎忠 《政府新聞發布效果評估要素初探》，《新聞與傳播研究》 2010年第4期

[7]  孟建，《政府新聞發布活動與傳播效果》，《政府發言人15講》，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 P210-P214

[8]  趙啟正 《用發布會制度樹立中國形象》，《政府發言人15講》，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 P40-44

[9] 潘曉慧，《新聞發言人——公眾知情權與政府公信力》，《深圳傳媒三十年》第234頁-236頁

[10]  2008年2月22日王京生在全市宣傳思想工作暨精神文明建設表彰大會上的講話

[11] 《深圳市人民政府新聞發布工作辦法》，深府〔2009〕161號，2009年8月26日

[12] 摘自2009年09月17日 南方日報， 新聞發布問責:建立對稱的責任制

[13] 摘自新華網， 2009-1-15，盧一新， 取信于民就要完善問責制

[14] 2009年5月14日， http://www.gd.xinhuanet.com，《深圳：新聞發布引入問責制 領導意志讓位新聞規律》

[15] 摘自《深圳市人民政府新聞發布工作辦法》 2009年

[16]  摘自 2008-10-6，北京日報網絡版，問責制在我國民主政治進程中的作用

[17] Dro Hanssan,, E-Communication: Strengthening the Ties between Councilors and Citizens in Norwegian Local Government ,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Vol 31, No. 3 2008 

[18]  Bruce Dayton, manageing Crisi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Reviews (2004)6 , 165-194

[19] Different Contingencies and Shortage of crisis management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

[20]  Tony Jacques, Issue Management as a  Post Crisis Discipline Identifying and Responding to Issue Impacts beyond Crisis, Journal of Public Affairs 9, 2009

[21] Turner， Berry， Stepping into the same River: Learning to handle Unique management problems, Middlesex University Inaugural Lecture 2

[22] Arjin Boin, et la, Crisis Exploitation : Political and Policy impacts of Framing Contest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ies, January 2009 81-106

[23] 來自于筆者對深圳市羅湖區委宣傳部的訪談，未發表

[24] 案例來自羅湖家園網社區論壇：http://bbs1.luoohu.com/

[25] 沈暉．網絡集群行為與社會工作介入策略［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9)

[26] E. M. Rogers & A. Singhal， “Empowerment and Communication： Lessons Learned From Organizing for Social Change”

[27]  趙啟正 《用發布會制度樹立中國形象》，《政府發言人15講》，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 P40-44

[28]  瑪格麗特。蘇利文， 《政府的媒體公關與新聞發布》，董關鵬譯，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5年，北京

[29]  易建東 《大型賽事報道與媒體運行》,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08年 P13

[30]  李洪超; 《 2010年廣州亞運會宣傳中的公共情懷》, 體育科技文獻通報, 2010年 09期

[31]  唐佳梅; 《廣州亞運會的對外傳播策略分析》, 當代傳播, 2010年 02期

[32]  劉東鋒《謝菲爾德市利用大型體育賽事塑造城市形象的戰略及啟示》上海體育學院學報, 2011年 01期  

[33]  邢尊明; 宋振鎮;《墨爾本大型體育賽事組織管理中的政府作用模式研究》, 天津體育學院學報,  2011年 03期

[34] 摘自《深圳大運會閉幕 國際大體聯評價"不一樣的精彩》2011年08月23日，中國新聞網　

[35] 孟建，《政府新聞發布活動與傳播效果》，《政府發言人15講》，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 P210-P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