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是絲綢之路的要沖，也是古代四大文明的交匯地；敦煌是一座“國家寶藏”，也是大學者陳寅恪所言“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燦爛的敦煌文物背后，到底隱藏了哪些不為人知的故事？在近日舉辦的“深圳市民文化大講堂”上，中國古代史博士、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劉波講述了絲綢之路的前世今生、藏經洞的發現以及敦煌文物的流散情況。

『李希霍芬提出“絲綢之路”概念』

提到敦煌，人們一定會想到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這個概念是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19世紀末提出的。李希霍芬是近代地理學的先驅，他發現了美國加州的金礦，也勘探出了我國山西的煤礦。1868年到1872年，李希霍芬受當時中國政府的委托來中國探礦。與此同時，德國俾斯麥政府給了他一個任務，讓他找一條可以連通東方和西方的交通線路。帶著這個目的，李希霍芬來中國進行了7次考察和旅行。

1877年，李希霍芬寫了一本書，叫作《中國——我的旅行成果》。在這本書中，他提出，古代有一條從撒馬爾罕（在今天的烏茲別克斯坦）到洛陽的古老的商道，他把這條商道命名為“絲綢之路”，而且還推測出了羅布泊和樓蘭的位置。李希霍芬是第一個根據中國史籍中的信息把古代的交通路線繪入地圖的歐洲地理學家。

其實，李希霍芬只是構想了一個理論框架，而真正沿著這條路線去考察和探險，并證明絲綢之路確實存在的，是他的學生斯文·赫定。1936年，斯文·赫定出版了著作《絲綢之路》，從此，絲綢之路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地理學名稱。

斯文·赫定是一位與科學家諾貝爾齊名的瑞典探險家，他從大學時就開始從事職業探險活動。1890年—1937年，斯文·赫定先后5次來到中國探險。1896年，他橫穿塔克拉瑪干沙漠，發現了丹丹烏里克，即古于闐的遺址。1900年，他發現了古樓蘭城。1901年，他從新疆進入西藏，繪制了西藏地圖，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

15世紀至17世紀是大航海時代，西班牙、葡萄牙、英國、荷蘭先后在海上爭霸，開拓新航路。到18世紀末，海上航道基本開辟完了，于是這些探險家把目光投向了中亞這片廣闊的土地。從18世紀末一直到20世紀初，全世界的探險家都蜂擁來到中亞，這也是我國新疆、敦煌的文物在那個時期大量流失海外的原因。這是一個大的歷史背景。

斯文·赫定每次探險后，都會寫成兩種類型的書，一種是科學的考察報告，另一種是通俗的游記，包括《游移的湖》《絲綢之路》《我的探險生涯》。《我的探險生涯》是他的自傳體探險生活的回顧，20世紀70年代就有漢譯本，被稱為“科學版的西游記”，讀起來非常有趣。比如，你知道他1896年橫穿塔克拉瑪干沙漠時使用的是什么交通工具嗎？不是駱駝，他竟然是坐船去的，因為當時沙漠腹地的地下水非常豐富，很多河流里都有水，可以行船。我們簡直不能想象，100多年后的地理變化有這么大。

1927年，斯文·赫定和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組成了“西北科學考察團”，在河西、新疆一帶考察，這次考察中獲得的所有文物都留在了中國。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以中國人的身份參加國際性的聯合考察團。新中國成立后，斯文·赫定還贊助了很多中國地理學家到瑞典去留學。

『絲綢之路是兩條偉大道路的會合』

絲綢之路其實是兩條偉大道路的會合。一條是從東到西，由張騫出使西域和甘英出使大秦開創的路線；另一條是從西到東，是馬其頓帝國亞歷山大東征的路線。

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是在公元前138年，目的是聯合大月氏國一起對付北方的匈奴。他第一次出使西域最遠走到了藍氏城，就是今天阿富汗的汗瓦齊拉巴德。他第二次出使是在公元前119年，這次有點像外交考察，想知道西方到底有哪些國家。他最遠走到了番兜城，就是今天伊朗北部的達姆甘，這個地方仍是在中亞的范圍內。

東漢漢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為了對北匈奴進行軍事打擊，甘英奉命出使大秦。這里的大秦是指東羅馬，即現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甘英從龜茲（今新疆庫車）出發，到達波斯灣時，原本打算航行赴大秦，但是被波斯船員所講的海妖故事嚇唬住了，選擇了返航。很遺憾，這是中國人第一次打開西方航路的機會，而甘英放棄了。

亞歷山大東征則是在公元前334年至公元前324年。年輕的馬其頓帝國第二位皇帝亞歷山大先是打敗了希臘，然后繼續東征征服了波斯，又一路打到中亞的兩河流域和印度的北部。亞歷山大在東征時采取殖民政策，每打下一個地方，就留下一個軍官駐守在那里，建立殖民地。公元前323年，亞歷山大去世，這個龐大的帝國分崩離析，但是由西向東的這條道路從此被打通了。

絲綢之路就是這兩條道路的匯合，這條連通東西的通道持續了近2000年的歷史。從長安（今天的西安）通過河西走廊進入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沿著北道或者南道進入中亞兩河流域，然后到西亞，一直到大秦，絲綢之路就是這樣一條通道。

『絲綢之路上不是簡單的物品流通』

絲綢之路的功能，首先是商品交換。葡萄、核桃、胡蘿卜、胡豆、菠菜、黃瓜、石榴，還有葡萄酒、香料、珠寶以及非洲的象牙、犀角，這些物品都是從西邊傳來的。漢唐之際，中央政府最想從西方得到的東西是汗血寶馬。因為在冷兵器時代，馬太重要了，中原本土的馬腿短、跑不快，耐力也不夠，打起仗來遠不如西方的馬，因此馬是我們最渴望從西方得到的，尤其是價值連城的汗血寶馬。而從中國傳出去的商品，則包括絲綢、瓷器、茶葉、紙張、金銀器、手工制品等。

除了商品的交流，還有文化和技術的交流。比如，從西域傳來的音樂和舞蹈，這在敦煌壁畫里有很多畫面呈現，它們大大豐富了中國人的藝術生活。還有波斯的占星學也是通過絲綢之路傳到漢地，讓我們對自然、對宇宙有了更多的認識。

從中國傳到西方的技術，最重要的是造紙術。西漢時期，中國人就發明了造紙術，但那時候造紙只是用來包裝其他東西，一直到東漢元興元年（公元105年），蔡倫發明了“蔡侯紙”，紙張才和竹簡一起成為書寫工具。在751年的怛羅斯之戰中，唐軍被阿拉伯軍團擊敗，在戰俘中有很多隨軍的造紙工匠，他們被帶到撒馬爾罕，并把造紙術傳給了當地人。造紙術又從中亞傳到了西方，它對后來西方文明的進程起到了非常大的促進作用。

眾所周知，佛教是通過絲綢之路從印度傳入中國的。在唐朝，景教、摩尼教、祆教被稱為“三夷教”，也就是三大外來宗教，它們也是通過絲綢之路由波斯人傳入的。景教是基督教的一個分支，唐代時各地有一些零星的景教寺院。在西安碑林博物館內，有一塊保存完好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上面用3種文字刻了銘文，是研究世界宗教史的寶貴資料，也是世界考古發現史上最負盛名的“四大石碑”之一。

絲綢之路上還有各種不同語言的傳播和交流。無論是從吐魯番出土的文書還是從敦煌藏經洞出土的文書里，都包括了中古世紀多種少數民族的文字，像突厥文、吐火羅文、摩尼文、于闐文、粟特文、西夏文、蒙古文、回鶻文、突厥文等，還有佉盧文、梵文、古波斯文、古敘利亞文等外域的古代文字，都是我們今天研究古代文字的第一手資料。

絲綢之路從來不是一條固定的道路，而是一條東西方宗教、文化、語言和技術交流的大動脈。絲綢之路可以說是改變了歷史，因為，在絲綢之路上穿行的人們把他們各自的文化沿路傳播，就如同他們帶到異地的種子一樣落地生根。今天很多人問我：絲綢之路的意義到底在哪里？其實，絲綢之路不是簡單的物品流通，更重要的是，它促進了東西方文明的交流，從而極大地推動了社會進步，這是它最大的意義。

『藏經洞發現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1900年6月26日，位于敦煌莫高窟的藏經洞被發現，數年之內，藏經洞的文物大部分被當時的外國探險者瓜分，流散到海外。陳寅恪先生曾說：“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藏經洞是怎么被發現的？湖北麻城人王圓箓從小在西北一帶流浪，后來當過幾年兵，又出家了，人稱王道士。他來到敦煌的時候，莫高窟是完全被廢棄的洞窟，他就在這里住了下來。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和工人清理完洞窟里的流沙后，靠墻坐在那里抽旱煙袋，他磕煙絲的時候，發現墻后面有空洞的聲音，于是連夜把墻刨開，舉世聞名的藏經洞就這樣被發現了。

藏經洞是一個佛教的洞窟，其中收藏的95%是佛教典籍，其余是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其他宗教的典籍文獻，還有官府的文書、四部書、經濟文書、文學作品等，內容非常豐富。

藏經洞發現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在20世紀初，藏經洞發現和殷墟甲骨、明清內閣檔案大庫、居延漢簡并稱為“20世紀中國古文獻的四大發現”。毫不夸張地說，藏經洞的發現是打開研究世界中世紀歷史的鑰匙，它不只是研究中國的歷史，而且還包括了整個中古世紀東方和西方的文獻資料。

藏經洞封存的原因至今仍無定論。藏經洞有記年的文物是在1002年，所以，藏經洞應該是在1002年之后封閉的。關于藏經洞封存的原因，學者們提出了以下幾種假設。第一種是“避難說”。當時是宋朝，戰亂頻繁，可能是寺院的出家人為避戰亂把這些經書藏起來，但是后來沒有回來取。第二種是“廢棄說”。宋代開始有了雕版印刷，之前的經卷都是手卷打開的，雕版印刷后有了冊頁，原來的經卷用起來不方便，所以就把它們收藏起來。有很多日本學者支持這種說法。還有一種說法認為，藏經洞是當時敦煌三界寺的資料室和倉庫，這是北京大學榮新江教授提出來的。但是，這些結論都有待進一步論證。

藏經洞出土了這么多文獻，由此誕生了一門學問，叫作“敦煌學”。敦煌學是一門國際顯學，最初是以研究藏經洞出土的各種文獻資料為主，現在逐漸擴大到研究石窟、壁畫、漢簡乃至周邊地域出土的古代文獻和遺存的古代文物。

『“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1900年，正是八國聯軍入侵中國的那一年。所以，藏經洞從它被發現的那一刻起，就注定它的命運是悲慘的。目前，藏經洞出土的文物主要分布在英國、法國、日本、韓國、俄羅斯、瑞典等國。

最早來到敦煌的是俄國地理學家奧勃魯切夫，那時候到中亞探險的主要是地理學家，也是職業尋寶人。由于奧勃魯切夫對中國的歷史文化不是很了解，與王道士的交流也不順暢，奧勃魯切夫最后以50根蠟燭和一些破衣服換了600多件文書和寫經。

第二個去敦煌的是探險家斯坦因。斯坦因去了兩次，第一次是1907年，用180兩白銀買走了24箱文物。1914年他又去了敦煌，這次用500兩白銀把王道士收藏的最后的文書和文獻都買走了。目前英國收藏的敦煌文物有1萬多件，絕大多數是斯坦因帶回英國的。斯坦因是匈牙利人，1904年入英國籍，他是著名的考古學家、藝術史家、語言學家、地理學家和探險家，也是國際敦煌學的開山鼻祖之一。他每次到中亞考察，回到英國后都會迅速出版相關的考古探險學術報告，所以，英國敦煌學的資料非常豐富。

法國人伯希和會說中文，并研究中國歷史。他于1908年來到莫高窟，很快取得了王道士的信任。伯希和有深厚的中文功底，他買走了6000卷最有價值的精品。這些文物如今被收藏在法國吉美博物館和法國國家圖書館。伯希和回到法國后，在1920年—1924年發表了六卷書《敦煌石窟》圖冊，這個圖冊非常重要，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長常書鴻先生就是在塞納河邊看到這些圖冊，才立志回到敦煌守護國寶的。

美國人華爾納1924年去莫高窟時，藏經洞里已空無一物。他花70兩白銀從王道士手里買走了一個盛唐的彩塑，又用膠水粘走了洞窟里的一些壁畫。最后，當地老百姓出于義憤，把他趕走了。

日本的敦煌學和歐洲的比起來，更側重于漢文的研究，因為日本人的漢學功底非常好，而且起步很早。

雖然這段歷史說起來很悲憤，但是，只有真切地了解過往，我們才能對敦煌有更深的認識和了解。

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敦煌學是整個中古時代世界范圍的文獻資料的寶庫，今天，我們更期望敦煌學具有國際視野，來共同推進對敦煌這一世界文化寶藏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