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0年8月8日，深圳市委宣傳部、深圳市社科聯聯合邀請魏達志先生作客深圳市民文化大講堂，為市民朋友們做了一場題為“讓歷史昭示未來——深圳發展四十年的回顧與前瞻”的精彩講座。

今年是深圳特區成立40周年，40年深圳走過了非常不平凡的歷程，取得的了不起的成就。而每一位特區人都為它付出了努力和汗水。下面就讓我們跟隨魏達志老師一起來回顧過往，瞻視未來：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深圳經歷了摧枯拉朽、波瀾壯闊的深刻變化并取得了翻天覆地、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在構建國家創新性城市方面已經進行了一系列的有益探索并正在形成一個全新的路徑、結構、模式與樣板,其四十年的發展進程、基礎與經驗,值得研究、總結與推廣；與此同時,為了實現2019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的出臺,“先行示范區”作為國家的戰略性目標，加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布局下的“雙區驅動”,深圳還需要推出若干重大的戰略性與策略性的措施與突破,從而不辜負國家民族的重托與大國崛起的期待。

深圳作為國家戰略指引下的“先行示范區”，我們必須強化兩大視角：

一是全球視角,因為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的崛起,我們必須建設能夠媲美紐約、倫敦這樣的全球性中心城市，通過全球城市建設，既可以適應世界越來越激烈的競爭環境,又可以通過經濟極核帶動區域甚至國家的發展，還可以對人類的整體發展作出中國的貢獻；

二是國家視角, “先行示范區”的戰略價值首先是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想,示范一條符合國情并可以普及全國的強國新路徑與強國新模式,與此同時,我們需要在國家兩個一百年的追尋之中,分階段地展示能夠代表國家的世界一流、世界領先與世界標桿城市。“先行示范區”既是黨中央、國務院賦予深圳的戰略性安排，更是一個國家崛起與民族復興偉大目標指引下的戰略性重托。

離開了這樣的兩大視角,我們將會在深圳建設成為“先行示范區”的過程中出現迷茫和困惑。因此我們不僅要增強自身的時代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在發展具有全球性競爭價值的核心技術、產業提升中發揮作用,而且要將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引擎功能不斷進行聚集與強化，從而實現對粵港澳大灣區整體建設發展、甚至對全國發展的先行與引領作用,并對持續提升國家全球性競爭力與影響力提供強有力的支撐和貢獻。

 一、凝練緊跟時代旗幟鮮明的“深圳精神” 

--實現城市行為導向向價值導向的精神升華 

研究深圳的發展路徑,無論如何都回避不了深圳城市精神的凝練與城市文化的積淀。

城市精神，是城市的靈魂，是城市的思想、哲學、方向與標識；城市精神，也是城市的旗幟，是城市的特色、形象、動力與源泉；城市精神，更是城市的獨特使命、核心理念、家國情懷與竭誠奉獻。馬克思說過：“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需要的程度”，“真正的哲學是這個時代的精華。”我們根據經典理論的引領,有必要重新思考一下“深圳精神”凝練的過去與未來。

1990年,中共深圳市委先于全國提出了 “開拓、創新、團結、奉獻”的城市精神,鼓舞了人們的斗志，凝聚了城市的力量，并在全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2002年，深圳開展經過集思廣益，最后確定深圳的城市精神為“開拓創新、誠信守法、務實高效、團結奉獻。”對于城市的發展，同樣起到了鼓舞人心的巨大作用。

但當2020年,深圳紀念特區創建40周年的時候,情況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從深圳第一次確立城市精神，到第二次經歷了12年的時間；而從第二次確立城市精神，到2020年則將經歷了18年的時間。時過境遷，深圳的發展實際，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且城市的精神凝練、科學定位愈來愈需要強調地域的特色與鮮明的國家作用。而以往的城市精神概括，雖然精彩，但是已經與諸多的城市雷同，缺乏了深圳城市獨特的氣質與風格。

根據深圳市統計局曾經公開報道, 本地生產總值由1979年的1.96億元提升到2017年的22438.39億元，按不變價計算，38年增長2152倍，年均增長22.4%，高于同期全國9.6%和全省12.7%的平均水平，經濟總量居全國內地城市第三位。

深圳應當在“先行示范區”的旗幟與目標下,重新凝練“深圳精神”,實現從過去“深圳精神”的行為引導上升為精神與價值引導的突破,從而繼續引領特區攀登更高的全球性高峰而努力。建議當代“深圳精神”的凝練，將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全面指導之下，更加強調城市特色、更加具有特區神韻，更加能夠表達深圳人的精神面貌,更加能夠體現深圳經濟特區的先行與國家崛起的關系：

謹對深圳作為“先行示范區”的“深圳精神”作如下初步概括：“國家道路與特區探路的使命；國家崛起與特區擔當的抱負；國家轉型與特區先行的責任；國家夢想與特區模式的奉獻。”

深圳是中國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奇跡，也是發展中國家城市崛起的典范，整個深圳特區的成長歷史,都是在為國家探路、承栽使命、責任擔當、竭誠貢獻的過程，是創建全新發展模式的努力，這既是深圳發展的特區基因、城市靈魂與成長根基,同時體現深圳擁有的全球視野、國家立場、特區特色和使命擔當，并充分表達經濟特區對于大國崛起的意義和價值。

二、構建高屋建瓴與時俱進的戰略定位 

--實現特區窗口城市向全球標桿城市的飛躍 

戰略定位，是任何城市引領要素集聚、資源配置的導向與信號，也是明示城市當前與未來一定時段的戰略性走向。不同的城市定位，吸引不同的要素聚集，從事不同的資源配置。而缺乏城市的戰略定位，就是缺乏城市的發展目標與發展方向。

深圳經濟特區，從摸著石頭過河，從殺出一條血路，到“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深圳城市的戰略定位一直是一個不斷優化與提升的過程。

我們以為深圳的科學定位與發展模式的創造，正是中央對特區的最大冀望，因此深圳既需要提供“更具改革開放引領作用的經濟特區”的全新發展模式，需要提供“更高水平的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的全新發展動力，需要提供“更具輻射力帶動力的全國經濟中心城市”的規模經濟總量， 需要提供“更具競爭力影響力的國際化城市”的全球創新與資本高地，而且還需要提供“更高質量的民生幸福城市”建設引才聚才、創新創業的好環境,從而實現對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創新支撐、模式支撐與路徑引領。這些戰略性定位已經跳開了城市本位思維,而更多地體現為全球視野、國家胸懷和特區擔當。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必須鑄造擁有核心引擎功能的全球性頂尖城市,其城市戰略定位至少應該考慮以下四大因素：一是必須考慮與對標全球最發達城市的競爭與參照關系，勇于面對來自世界強國的挑戰；二是必須考慮工業文明向科技文明時代轉型與持續發展的關系,在積極提升工業文明內涵的同時,熱情擁抱欣欣向榮的科技文明；三是必須考慮對自身城市以及城市群未來創新與引領的關系,真正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引擎城市；四是必須考慮對國家重大戰略性目標的支撐與貢獻的關系。并將城市的戰略性定位與功能性定位結合起來,向世界一流城市、領先城市與標桿城市方向前行。

深圳必須實現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為深圳作為“先行示范區”設立的三大戰略性時段目標，新的戰略性定位將引領我們,包括2025年實現產業研發投入與創新能力方面的單體突破，2035年實現城市綜合經濟競爭力綜合突破，到本世紀中葉實現經濟、金融、科技、文化、海洋、藝術、教育、醫療等各個領域的全面突破,成為競爭力、創新力、影響力卓著的全球性城市。這不僅是黨中央、國務院的戰略性要求,也是國家崛起、民族復興的期待，而且已經成為深圳市委、市政府和全體市民必須面對、必須承載、不容回避的戰略性使命與擔當。

三、激發引領時代統攬全局的改革智慧 

--實現特區試驗區向國家示范區的跨越 

深圳的發展史，實際上就是一部改革史，一部“敢闖”史，闖了不合時宜的政策法規的“禁區”，闖了前人未曾涉足的“盲區”，闖了矛盾錯綜復雜的“難區”。深圳改革開放的最大意義就在于為全國的改革開放探路,對計劃經濟體制的突破和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探索，并初步形成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新格局。

改革依然是未來特區建設“先行示范區”的關鍵,依然是未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關鍵,深圳的改革，不僅需要問題導向，同時還更需要戰略導向，并將戰略引領和問題導向作為改革的前提與基礎,以率先行動形成可傳播、可復制的改革示范,如果深圳的改革不能繼續引領未來的發展,不能在“先行示范區”建設以及增強核心引擎功能方面進一步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其作為粵港澳大灣區改革領頭羊的地位將會喪失,其作為“先行示范區”的戰略性功能亦將同時弱化。

毫無疑問,深化改革應當從政府做起。深圳應以全球視野對政府現行政策體系實施傷筋動骨的深刻變革,推進深圳乃至整個大灣區的科學發展和高速發展。應強勢實現外向型政策體系向開放型政策體系的改革與突破，大膽改革那些當前依然捆綁我們手腳束縛我們前行的監管政策，特別是對科研人員繁瑣的財務制度,大膽改革那些不適應開放型經濟時代的封閉性政策條款, 大膽改革那些不利于建設經濟主體公平公正競爭的環境政策, 大膽改革那些吸引企業圍著政府轉易于產生腐敗的財政政策, 大膽改革那些因政府資源壟斷而又約束市場發展的自我膨脹政策,大膽改革那些不適應國際規范和國際慣例的政策體系,從而使這些能夠讓政府傷筋動骨的深刻變革得以兌現。

在外向型經濟時代,有很多是是而非的政策,我們都習以為常,見怪不怪,如何以既大膽又理性的思維對改革遇到的痼疾進行判斷,時代在呼喚改革的勇氣與改革的智慧。包括由過去的傾向型政策向普惠型政策轉變，由扶持性政策向勵型政策轉變，由刺激型政策向常態型政策轉變，由杠桿型政策向穩定型政策轉變，由隨機型政策向戰略型政策轉變，由應急型政策向系統型政策轉變，由內向型政策向開放型政策轉變，由應對型政策向長期型政策轉變，由依賴型政策向創新型政策轉變，由單一型政策向協同型政策轉變，通過整個政策體系創新、改造與提升，提高效率、避免腐敗、創造公平，從而為更好地為建設“先行示范區”保駕護航。

作為“先行示范區”的深圳，必須通過深化改革解決改革與發展中的問題，通過改革引領未來時代的前行，通過改革形成國家發展所需要的路徑與模式，改革應該從政府做起，能否形成具有引領時代、統攬全局的改革智慧,是對“先行示范區”能否與時俱進的新考驗。

四、形成科學配置全球資源的開放格局 

--實現單純引資向配置全球優質資源的制度突破 

深圳從創建之初,就拉開了饑不擇食招商引資的大幕,因為我們窮怕了,我們太渴望擺脫貧困了,我們非常想如何擺脫國民經濟幾乎達到崩潰邊緣的境地,我們太需要開始進入投資驅動的工業化進程了。改革促開放，開放推改革，無論是“三點一線”的戰略，還是“兩個扇面”的輻射，改革開放給我們帶來了經濟特區的第一桶金，我們開始嘗到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成果。

與此同時,深圳開始面對一個復雜的世界,一方面深圳正在謀求進一步的國際化,以全球視野開展更大范疇的國際經濟與科技合作,強化城市與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并不斷根據國家戰略走向世界市場，根據2016年10月媒體的公開報道,深圳企業和科研機構在全球已經建成250多家研發機構，建成70家集科學發現、技術發明、產業發展為一體的新型研究機構；另外一方面需要進一步深化深港澳合作，共同打造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城市群和粵港澳大灣區；深圳如何更好地貫徹執行“一國兩制”方針，如何以更加開放、包容、豁達的心胸與方式方法去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并形成經濟、科技、金融、文化等方面的緊密協同與一體化發展，是深圳應該思考的重大命題。

構建開放新格局,深圳以大灣區發展規劃建設為契機，爭取推動深圳更多項目納入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基礎設施等專項實施方案，推進深港澳在經貿、金融、教育、科技、人才等各領域更緊密合作，對標國際化高標準投資貿易規則，發展更具國際競爭力的開放型經濟,如果開放型經濟首先在深圳形成氣候,將對整個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與增強核心引擎功能形成示范帶動作用。如何形成“先行示范區”的開放新格局, 深圳市委、市政府亦是躊躇滿志、胸懷壯烈、出手不凡。

深圳一方面,需要根據2020年3月20日出臺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在土地要素市場、勞動力要素市場、資本要素市場、技術要素市場、數據要素市場、要素價格市場等方面加快體制機制和運行機制方面的改革以提高市場化配置的效能；另外一方面，深圳更加需要實現自主配置全球性優質資源方面的突破,深圳雖然較之全國先行了一步，但是在形成配置全球優質資源的制度建設方面依然沒有形成重大突破。

全球性優質資源，包括全球性的自然稟賦和人力資本,在當今世界，自然資源雖然重要,但擁有科學技術、人才優勢和人力資本則顯得越來越重要，所以我們一定要通過改革創新，形成一種有利于配置全球性優質資源、特別是吸引不同類型科學家的體制與制度優勢,從而在更加開放的格局、更加廣泛的范疇實現對世界科技資源及其它優質資源配置的制度性競爭優勢。如果作為“先行示范區”的深圳,不能夠創造配置全球優質資源的制度突破和全新的開放格局,將是我們未來發展重大優勢的喪失。

五、重構創新驅動科學發現的動力構成 

--實現技術創新向知識創新與科學發現的沖刺 

深圳之所以能夠創造出并仍需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創新動能結構”,并不斷沖擊提升新的經濟規模,結構引領規模并優于規模,就是為了擺脫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科學技術的路徑依賴。在創新發展的新時代，深圳作為我國一線城市中最年輕且最具活力的城市，在5G技術、石墨烯太赫茲芯片、3D顯示、新能源汽車、特種計算機、柔性顯示等多個科技領域的創新能力處于世界前沿，正從應用技術創新向基礎技術、核心技術、前沿技術創新轉變，從跟隨模仿式創新向源頭創新、引領式創新躍升，并加快向全球科技創新高地邁進。

根據深圳市統計局2019年的統計公報,深圳地區生產總值達到26927.09億元,人均達到29498美元，比較1979年的地區生產總值1.96億元,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根據《南方日報》（記者/張秀娟）報道，2019年，深圳國內專利申請量達261502件，同比增長14.39%；其中發明專利申請82852件，同比增長18.41%。國內專利授權166609件，同比增長18.83%；其中發明專利授權26051件，同比增長22.25%，授權量在全國各大城市中居第二名，僅次于北京。截至2019年底，深圳累計有效發明專利量達138534件，同比增長16.54%。深圳有效發明專利維持5年以上的比例達85.22%，居全國大中城市首位（不包含港澳臺地區）。每萬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達106.3件，為全國平均水平（13.3件）的8倍。2019年深圳PCT國際專利申請量達17459件，約占全國申請總量的30.6%，占廣東全省總量的70.6%，連續16年居全國大中城市第一名，其中華為公司以4637件居全球企業第一。特別是R&D支出占GDP比重已居世界前列,根據統計局的公開數據,2013--2017年間，深圳R&D支出年均增長14.9%，占GDP比重由2012年的3.67%提升到2017年的4.35%。

深圳之所以被譽為中國的“硅谷”。創新最深沉的動力來自于企業。深圳的“六個90%”,包括90%的創新型企業為本土企業、90%的研發人員在企業、90%的研發投入源自企業、90%的專利產生于企業、90%的研發機構建在企業、90%的重大科技項目由龍頭企業承擔,預示著深圳全新的創新動力最有可能成為具備核心引擎功能的全球性中心城市。

深圳建設“先行示范區”,應繼續保持 “六個90%“的創新方式與創新源頭，一方面通過激勵制度加強企業對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的投入，加大研發投入的強度,并創造企業既從事技術開發又從事科技發現、技術發明的全新創新模式；另外一方面，實現迅速補充城市知識創新體系的缺陷與不足, 加速形成高規格的知識創新支撐體系,在強化技術創新體系與知識創新體系進一步結合的同時,加快科學發現、技術發明、產業發展一體化的關聯效應并實現大科學的大布局。以光明科學城為例,腦解析與腦模擬、合成生物學、綜合粒子設施、精準醫學成像、材料基因組等六大科學布局即將全面落地,其他重要的高校與科學平臺亦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以實現未來持續長遠的戰略性發展，彌補深圳在科學發現方面的短板與缺陷。

六、強化集約配置稀缺資源的虹吸效應 

--實現本土集約發展向虹吸效應的更優模式轉型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深圳創造的又一個好模式是“集約發展模式”。深圳的土地面積1996.85平方公里,僅僅是上海的30%，廣州的26%，北京的12%，而且還有一半屬于生態保護和綠化用地，在這種背景下，深圳在2016年每平方公里產出為9.7億, 是上海同年的2.24倍，廣州的3.68倍、北京的6.42倍。深圳在2017年每平方公里產出為11.01億元,在中國由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崛起的過程中，深圳這種集約發展的模式創造，將不僅僅是中國城市發展史上的奇跡，而且將成為世界城市發展史的奇跡，她將成為證明中國改革開放是發展中國家走向未來正確道路的典型范例。

在深圳城市集約發展的模式下,在各種稀缺資源的集約配置下,國家高新技術企業和創新載體依然在深圳密集布局,至2017年底，深圳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總數達到11230家，是2012年的3.9倍。全市重點實驗室、工程實驗室、工程中心、技術中心、公共技術服務平臺等創新載體1688家，比2012年增加928家，是2012 年的2.2倍，年均增長17.3%。其中，國家級創新載體103家，省級創新載體253家。作為深圳設立研發機構主力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截至2017年底，擁有研發機構4296個，比2012年增加3688個，增長7.1倍，年均增長47.9%。

深圳在繼續堅持集約化發展的同時,如何舉全省之力,盡快將惠州大亞灣與東莞臨深片區劃歸先行示范區統籌安排, 或進行行政區劃調整和土地劃撥,或安排三地合作示范區,實現深圳與深汕合作區的無縫鏈接,推進整個片區重大科學項目與重要產業集群的布局與發展。同時實現“先行示范區”對周邊城市以及城市群發展的示范帶動作用。

七、優化高質成長全球領先的產業結構 

--實現優化產業結構向提升全球分工地位的突破 

深圳四十年來所形成的“高端產業結構”，既是深圳發展的優長結構,也是歷屆深圳市委、市政府常抓不懈的戰略性結構,目前深圳擁有高新技術產業、物流業、金融業和文化產業等四大支柱產業，擁有生物、互聯網、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創意、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等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并已經成為國內戰略性新興產業規模最大、集聚性最強的城市；深圳擁有航空航天、生命健康、機器人、可穿戴設備和智能裝備等五大高成長的未來產業；深圳還擁有十類左右的文化創意產業；加上機械、服裝、家具、鐘表、黃金珠寶等若干優勢傳統產業，使得深圳已經形成了在全國大中城市里最具高端引領、快速發展、持續發展、滾動發展的“最優產業結構”,并在具有優化產業結構的前提下，形成“結構優于規模”的競爭性優勢。

以深圳高新技術產業跨越式的發展為例,深圳市統計局的數據表明,深圳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從1979年零起步到2010年突破1萬億元大關，用了32年；從2010年的1萬億元邁向2017年的2萬億元，用了7年。黨的十八大以來，深圳高新技術產業產值由2012年的12931.82億元提升到2017年的21378.78億元，年均增長10.6%；增加值由2012年的4135.24億元提升到2017年的7359.69億元，年均增長12.2%，占GDP比重提升至32.8%。至2019年,深圳四大支柱產業中，金融業增加值3667.63億元，比上年增長9.1%；物流業增加值2739.82億元，增長7.5%;文化及相關產業（規模以上）增加值1849.05億元，增長18.5%；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9230.85億元，增長11.3%。

深圳作為“先行示范區”應當持續不斷地培育創新新動能。促進5G、新一代人工智能、網絡空間科技、生命信息與生物醫藥、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推動人工智能的規模化應用，推動大科學裝置的盡快落地,規劃建設石墨烯產業基地，培育最新一代半導體、新材料、新能源、生命科學、生物制藥等創新型產業,發展海洋產業及其它跨域型新興產業并占領世界制高點。“結構優于規模”，深圳優化的經濟結構與產業結構,將在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的發展當中進一步強化核心引擎功能并產生勢不可擋的先行優勢，為創建“先行示范區”沖刺世界標桿城市奠基,并為中國重新改變現有的世界產業分工格局、改變發達國家在核心、在上游、在高端；而我們在邊緣、在下游、在低端并受制于人的被動局面,提升中國在全球產業分工中的應有地位作出有效支撐和杰出貢獻。

八、孕育活力的市場主體并優化發展環境 

--實現培育市場主體向形成法律制度保障突破 

深圳之所以能夠形成全國矚目的“企業成長模式”，是因為深圳已經成為全國創新型企業、戰略性企業、高科技企業、高成長企業、知名品牌企業最為集中的城市，并且能夠擁有不斷優化的商業模式與產業業態。與此同時，深圳因此也形成了全國最好的“所有制結構”。

目前深圳商事主體總量繼續穩居全國大中城市首位，創業密度最高。期間發展民營高科技企業，在城市創新體系之中，企業在從事技術創新、依托知識創新獲得價值發現，并確認自身在產業技術鏈上的環節與位置，從而掌握若干核心技術，提高核心競爭力的企業案例在深圳屢見不鮮。大量的民營企業的存在,是深圳提升市場活力的重要動力。與此同時,由于深圳創造了良好的企業成長環境和“企業成長模式”與“企業家成長模式”,這也是深圳源源不斷地產生500強企業與品牌企業和大批優秀企業家的重要基礎。

根據央廣網2018年1月15日消息（記者楊振）深圳不斷推動商事登記制度改革，簡化登記程序，讓市場主體準入門檻大大降低，激發了市場活力。目前深圳商事主體增至300多萬家，居全國城市首位。深圳從2013年3月1日啟動商事登記制度改革以來，新登記商事主體大增，平均每月新增3.8萬戶左右，每10人擁有商事主體2.4戶左右，無論是創業密度還是商事主體增長速度，均位居全國首位。2019年10月,深圳推廣商事登記“秒批”，是深圳推進“互聯網+政務服務”，建設數字政府的舉措之一。通過自動上傳、自動比對，自動審批等等流程，實現企業辦理業務的“秒批”。深圳充滿活力、頗具規模的市場經濟主體,將成為“先行示范區”對國家、對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發展最具生命力的活躍因子。

深圳必須繼續發揮聚集市場經濟高端主體的優長,繼續加大支持力度,在目前深圳擁有320萬家市場經濟主體的前提下,以更加寬松的經濟環境,以更加大氣的政府政策,不斷孕育、培育并集聚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市場經濟主體,特別是占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營企業,特別需要得到堅實的法律保障與制度保障,因為他們不僅是深圳輝煌四十年的行為主體,更是實現“先行示范區”戰略性目標的行為主體,如果忽略、弱化甚至缺失了這些行為主體,將必然貽誤國家建設“先行示范區”的戰略性目標,其后果非常嚴重。

九、促進政府和市場有形無形的相向發力 

--實現政府配置資源向市場決定作用的方向邁進 

在現代市場經濟體系中，政府和市場是相互關聯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政府是經濟管理和調控主體，市場是配置各類資源的基礎平臺和基本路徑。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決定著市場與經濟社會的基本走向和運行質量。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 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深圳40年來的發展歷程，一個重大經驗就是不斷地實現政府機制與市場機制的協同,并實現政府與市場的相向發力,這就需要政府不斷地面對市場、研究市場、分析市場、認識市場、調控市場并實現與市場的同步、引領和協同,包括政府出臺的產業政策和重大舉措,政府在充分認識市場規律之后的政策引領,將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也是深圳在實現市場配置資源過程中更加得心應手的重要原因。

深圳需要繼續發揮市場經濟對資源配置的重大作用,能否繼續實現政府要素與市場需求的相向發力,即實現市場有形之手與無形之手的完美結合。能否繼續創造適宜市場主體生存與發展的社會環境,能否繼續保持吸引世界優質要素的城市魅力,能否繼續培育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和前赴后繼的市場力量,是我們面臨的新的考驗與新的突破。

我們亦可以將其歸納為特別注重市場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的“政府市場協同模式”，深圳這一發展模式的形成，有利于深圳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體現“先行示范區”引領與帶動作用的關鍵環節。

十、 超前認識持續布局的新興經濟形態 

--實現被動招商向主動布局新興經濟形態的轉變 

深圳經濟特區40年的輝煌歷程,就是一個不斷探索、不斷思考、不斷總結、不斷奮進的艱辛歷程，也是我們由模糊走向清晰，由感性走向理性，由當前走向未來，由一域而察全局的心路歷程，才有了我們建設“先行示范區”的發展基礎和新時代的發展起點。

評價一個區域或者城市的經濟發展能力與滾動發展能力,關鍵在于城市未來發展的產業增量、質量及其現代化高端產業布局的突破口,所以必須考察它在所處的歷史發展周期中所擁有的新興經濟形態及其產業內涵的創新性、特色性和領先性。

比如在深圳目前大家耳熟能詳的經濟形態，就包括城市群經濟、都市圈經濟、總部經濟、灣區經濟、智能經濟、海洋經濟、標準經濟、質量經濟、網絡經濟、數字經濟、智慧經濟、循環經濟、生態經濟、綠色經濟、能源經濟、材料經濟、藝術經濟、自貿區經濟和開放型經濟等等這些前沿性的經濟形態。而經濟發展的重大表現就是經濟形態的演變和交替，經濟現代化的表現就是一種或多種新的經濟形態的轉換，并逐步促成新的創新投入，因為每種經濟形態都具有自身獨特的時代理念、主導產業、科學內涵、發展模式、內部結構和運行制度等，而這些恰恰是深圳未來能夠實現經濟高端引領與結構轉型的重要內涵，這些創新性的經濟形態更加容易產生各種優勢疊加的新型的發展模式和創新范疇，是培育創新優勢、增強核心引擎動能和持續發展后勁的新興領域,也是為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發展不斷注入的源源動力。

深圳是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崛起中的“先行示范區”,同時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先行先試城市,有利于搶占世界新的經濟與科技制高點, 深圳應當進一步大膽地建設并形成更加具有規模和質量的全球性經濟中心、科創中心、金融中心、制造中心、海洋中心和文化藝術中心融合發展的全新格局，并進一步促進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等若干中心城市的進一步融合發展，在全球性競爭格局中，實現對國家發展越來越重要的戰略支撐和引領作用。

嘉賓簡介: 

魏達志，現任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深圳大學教授。36年來長期堅持特區經濟與城市發展的跟蹤研究。先后獲得“特區模范青年知識分子”光榮稱號；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深圳市鵬城青年功勛章；深圳市杰出專家；國務院全國民族團結模范獎；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頒發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紀念章。出版的學術與藝術類著作計32種，獲獎十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