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遞到深圳

　　編者按：2019年6月2日，深圳市委宣傳部、深圳市社科聯聯合邀請應天齊老師作客深圳市民文化大講堂，為市民朋友們做了一場題為“從西遞到深圳”的講座。

　　精彩演講內容回顧：

　　緣起西遞

　　上世紀80年代，我偶然發現了一個非常封閉卻飽含歷史的村莊——西遞。看到西遞時，就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創作愿望，通過反復深入皖南腹地西遞村的生活體驗，最終花了八年的時間，創作了一生中頗具代表性的作品——西遞村系列版畫。

　　這一系列作品共有38幅，曾引起了極大的社會關注。在這些作品中，有些畫的內容是西遞村的客觀景物，有些則是個人對皖南山區徽派建筑的整體印象。

　　西遞村名字的來源有二：一是由于地勢，東水西流；二是宗譜上有記載，在古代這是傳遞公文信件的地方，說明了西遞的歷史悠久。西遞村是大唐后裔古村落，村內人都姓胡，唐末代皇后生下太子后因怕他被梁王殺害，讓一個宮人帶他逃走，逃到了江西婺源，后來他的后代又遷到了西遞，現在西遞村的追慕堂仍供奉著他們的祖先李世民。

　　我的作品對西遞起到了很好的宣傳作用，帶動了西遞村的旅游發展，為此西遞村特地為我建了一個藝術館。

　　深圳觀瀾

　　西遞村被推上了一個大舞臺后，我覺得我該做的事情做完了，于是來到充滿了創新、改革氣息的深圳，開始了新的藝術征程，而我的藝術始終與西遞有聯系。

　　深圳是一個移民城市，擁有著移民文化，我抱著這樣的想法做了很多藝術探索。

　　1998年，黃梅戲《徽州女人》以西遞村版畫作劇，在戲劇界產生影響，顛覆了一般意義上傳統戲劇的創作流程，使得作為二度創作——舞臺美術的版畫，提前進入了一度創作，產生了“依畫作劇”詩化和散文化的戲曲創新，戲劇理論界因此探討、爭論，推動了戲曲創新的進步。國家電信總局和國家郵政總局，甚至為此發行了“徽州古民居藝術”和“皖南古村落西遞、宏村”的IC電話卡和郵票，2000年西遞村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錄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之后連續四年春節期間，我在深圳城市空間作行為、裝置作品《大剪紙》。

　　期間我被聘往西安美術學院授課時，經常前往黃土高原，看波瀾壯闊的黃河，感受中華文化的源頭。等回到深圳，看到工業化、快速發展的城市，又想起了中華文化源頭和現代化的差異，于是提出了“我們從哪出發，現在我們走到哪了，我們將準備走到哪”的觀點，至今我的藝術創作都圍繞著這個話題。比如大剪紙，把剪紙置入到現代城市空間，提醒人們“我們從哪出發”。

　　有個朋友在觀瀾舉辦畫展，在前往參觀畫展的路上，我發現為人所熟知的是代表著現代化的觀瀾湖高爾夫球場，而不是標志著傳統的觀瀾古鎮，觀瀾古鎮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為了使觀瀾古鎮能重回人們的視野，我做了一個“對話觀瀾”的藝術活動。

　　活動中的一個門叫“入侵”，一邊是觀瀾圍屋，一邊是現代廣告，代表著傳統與現代的交融，媒體稱之為“觀瀾老街上一場新舊對話”。后來形成了觀瀾版畫基地。

　　后來，我為萬科做了一個“城市人居傳統與可能”的第五園的藝術宣傳，因為現代化的生活使我們遠離過去的傳統，實際上也遠離了我們的精神家園，而第五園雖然只是一個現代仿制的村落，但可以把人又拉回地面，給予了人們一些慰籍。我可以為商業做廣告，但絕不與商業同謀，我的宣傳必須堅持我的思想，萬科接受了我的堅持，因此我也答應為他們宣傳。

　　古城改造

　　2012年，受歐洲荷蘭全球藝術基金會的邀請，我參加了意大利第十三屆威尼斯建筑雙年展。并以個展的方式進入該展，是華人藝術家首位在百年之間以個展進駐的藝術家。

　　此時我是蕪湖市古城改造的顧問，所以開始研究古城歷史，再研究中國古城改造，并提出了遺存再生的改造古城的觀點，也源于古城改造給予的靈感，我創作了世紀遺痕系列。威尼斯雙年展也因為“我們從哪出發，我們走到哪，我們還要走到哪”的觀點，選擇邀請我前往參加展覽。

　　有一次，我前往西遞村，履福堂的一位老人送了我一份禮物——一塊寫著西遞節孝祠的磚頭，老人說他的年紀大了，磚頭放在我這他最放心，我深受感動，因而十多年來，因工作遷居深圳，顛沛輾轉，這塊磚頭卻一直珍藏于身邊。

　　在威尼斯，我發現，由于保護古建、古城，整個威尼斯那些在古代用紅磚砌成的城堡，雖然有些殘破，卻巍然聳立。那些紅磚雖然殘破卻承載著歷史的滄桑。同時有感于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大規模地拆遷，我靈感迸發，決定將古磚放大，做成雕塑，成為參展作品，運往威尼斯，讓代表著中華傳統文化的古磚與保存良好的威尼斯對話。

　　為了深化作品的內涵，我在蕪湖古城拆遷地撿拾清代古殘磚，運至深圳華僑城的工業園區，用一臺壓路機將古磚攆成磚粉，這些磚粉就是古代建筑的骨灰，再混合在泥土里，塑成重六百公斤，高三米的涵蓋著中國傳統文化魂魄的巨型古磚，運至意大利威尼斯展出。展畢，又在國內巡展。

　　展畢，為了使古磚得到良好的保存，傳統的文化得以傳承，我將原件文物古磚和放大了的雕塑作品古磚，無償捐贈給西遞村，由黟縣博物館作為藏品收藏，陳列在應天齊西遞村博物館之中。

　　在雙年展后，我進一步思考該如何保護遺存，重建古城。目睹蕪湖古城廢墟后，我希望這些古磚能再重建中再生，于是以藝術的名義發動了遺存再生——“應天齊蕪湖古城藝術計劃”的行為藝術，即萬人撿磚活動。其中有兩位老人，他們撿了家門口的一塊磚，準備寄給在美國的孫子，讓后輩也能感受和繼承中華傳統文化。很多市民也通過撿磚活動更加的熱愛傳統、熱愛古城，熱愛自己家園。

　　在蕪湖古城改造過程中，我一直在思考，該如何建設古城鎮，中國古建筑是磚結構的，這種建筑本身不結實，加上戰亂頻繁，遺留下來的古建筑并不多，在古城改造過程，最該保護的是其街巷結構。蕪湖古城始建于宋，現今遺留下來的是清代重建的，但其街巷結構保留下來了就仍是古城。古城改造中，保護街巷結構最為重要。

　　蕪湖古城有兩條街：一條街叫漁市街，一條街叫薪市街，北宋詩人林和靖曾如此描述過：“山掩縣城當北起，渡中官道向西流。風蕭檣定網初下，雨罷漁薪市未收。”這兩條街代表著傳統的文化。街巷結構保留了，就像是其“基因”還在，再生的城市，也是一個古城。

　　現代文化特征是一個傳統與現代交替，傳統與現代並存，傳統甚至在某些方面被現代更新。建筑是時代文化的縮影，因此古城改造中不僅要保護其傳統文化，也要體現當代文明。因此，古城改造不是原封不動的復原古城，而是要在體現傳統文明的同時，也要體現當代文明，使得傳統與當代並存，保留街巷結構是其根本，同時保留和修復遺存古建，在深入考查、研究、尊重歷史遺存的基礎上有所創建，使得傳統文明再生新的光輝！

　　從西遞到深圳，對于藝術家來說，是一個呈現了鄉土與城市，傳統與當代，個體與社會，地域性與國際化等諸多轉換的課題。深圳改革開放的熱土以及年輕而充滿活力的城市氛圍，使我能夠在肯定與否定，固守與突破，傳統與創新中不斷前行，從而獲得藝術創作上的進步而得到滿心的喜悅。對于一個藝術家來說這是一種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