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民文化大講堂快報（第15期）

　日期：2006-08-17   來源：社會科學院

深圳市民文化大講堂（2006） 

快     報

2006年第15 期

（總第15期）

深圳市民文化大講堂辦公室編                    2006年8月8日

劉玉堂：楚文化與湖北人的性格特征

“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提到湖北人，大家的腦海中很容易就浮現出這句話。8月5日，“深圳市民文化大講堂”與往常有所不同，從沒有如此多的湖北人親臨講座現場，為什么呢？原因很簡單，就在這天，“深圳市民文化大講堂”迎來了著名楚文化研究專家、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長劉玉堂先生，為大家打開一道探究湖北文化根脈的大門。

一方文化，一方人

中華文化由各個不同的地域文化交織而成，想要了解中華文化，必須首先了解各個地域的文化。一方文化，塑造一方人的精神面貌。劉玉堂談到，深圳作為我國最大、最成功的移民城市，這里有最沒有排外性的市民，這樣的市民形象較之其他城市都更健康、陽光。既然深圳人來自五湖四海，那么不同地域文化的雜交和碰撞是可以產生火花和創意的。劉玉堂斷言，在深圳發展不同的文化，讓這些文化在深圳碰撞、交融，逐漸形成有深圳特色的文化，總有一天，深圳的文化會成為鮮艷的旗幟飄揚在中國的上空。

帶點調侃的“地方段子”開場，使大家迅速地投入了劉玉堂的“荊楚文化”海洋。從虛擬的網絡到現實中的飯桌，無處不在的各種“地方段子”成為人們茶余飯后的笑談，無論是河南人、山西人，還是上海人、湖北人，都不能逃脫這些笑談的調侃。劉玉堂認為這反映了現代人一種不健康的心理。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不同地區之間出現了激烈的競爭，這種競爭產生的一些負面影響，就反映在對某個地方人的貶損。因為某一個地方的人一定和這個地方的文化息息相關，貶低這個地方的人也是貶低這個地方的文化。而且這種貶損往往是先拿這個地方的英雄人物開刀的。劉玉堂就此還列舉了不少典型段子，在博得大家一笑的同時，也給在座的現場觀眾以思考。

荊楚文化造就湖北人性格特征

現在很多人都認為“九頭鳥”這個比喻是貶義的，但劉玉堂追根溯源，道出這句話最初產生于明代中后期，形容的是以宰相張居正為首的一批清正廉潔、精明強干的湖北籍官員，是帶有褒義的語句。到了清末林語堂的《吾國吾民》才發展出另一種含義。

楚文化積極的因素對湖北人性格特征的形成有很多正面的影響。其中有四點值得弘揚：第一個就是篳路藍縷的進取精神；第二是撫夷屬夏的開放理念；第三是一鳴驚人的創新意識；第四是深固難徙的愛國情懷。

任何一種文化有正面影響也有負面影響，荊楚文化對湖北人性格的影響也是如此。楚人的意識、楚人的行為一直影響著后人，每個人的缺陷都不同，但是湖北人的性格里也有一些共性的東西。比如重感情而輕理智，容易沖動；重開拓而輕守成；重競爭而輕協作；重調侃而輕幽默。劉玉堂舉出許多事例來證明這些缺陷的存在對這一地區發展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劉玉堂從周天子分封諸侯，講到楚國統一南方最終卻被秦所滅，從開疆拓土的楚威王、一鳴驚人的楚莊王，講到昏庸誤國的楚靈王、楚懷王，旁征博引，從楚文化中挖掘佐證現代湖北人的性格特征。

荊楚文化對中國文化影響深遠

從劉玉堂的講座中，很多聽眾驚訝地發現楚人對中國文化的深遠影響：上海為什么叫“申”，原來是為了紀念戰國四公子之一的楚國春申君；南京為什么古稱“金陵”，原來是楚威王的鐵蹄曾經踏進這里，把純金的釘子打進吳王的陵墓。在政治上，楚國宰相在幾千年前就提出了“執政為民”的理念。“縣”這個行政單位也是楚國首先設立的；從經濟上說，湖北人張居正在幾百年前提出的“一條鞭法”對中國稅費制度影響深遠；從文化上說，楚地出土的精美編鐘是中國音樂史上的瑰寶。

任何一個地方的發展都和這個地方的人、這個地方的地域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中華文化之所以偉大，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就是由這些不同的地域文化所組成，精確地認識、準確地了解這些文化，就是更全面地了解中華文化。”

整場講座持續了近三個鐘頭，現場觀眾陶醉在荊楚文化的漫漫長河中久久不愿散去，整個人民大廈多功能廳也就成為響應我們深圳文化立市的最好見證和中心縮影。

樓宇烈：國學百年啟示錄

面對當今社會被西方文化潮涌般沖擊的中國傳統文化，我們應如何傳承和發展？面對現在的國學熱，我們又應該如何看待？8月6日，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國學研究院博士生導師、宗教研究所所長樓宇烈教授做客“深圳市民文化大講堂”，縱談“國學百年”，為聽眾們獻上了一場鞭辟入里、精彩紛呈的演講。

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就是國學

“國學”究竟是一門什么樣的學問呢？“國學這個概念到現在仍沒有一個共同的認識，而且國學能不能稱之為一門學問也是頗有爭議的。”對于國學，樓宇烈教授認為目前還沒有一個確切的定義，而歷來的學者們卻各自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堪稱國學大師的章太炎先生，他認為傳統的小學就是國學，小學是中國古代的文字、音韻、訓詁，也就是閱讀古籍基本的學科，從這里入手，就能夠抓住中國的傳統文化。這是比較傳統的說法。思想開放的梁啟超先生，則認為國學應該是中國歷代學術的思想史，錢穆先生也持有這種說法。而到了胡適先生，國學的范圍就更大了，國學就是國故學，也就是一切屬于中國傳統的學問都可以稱為國學。

“大家研究的路線不一樣、研究的范圍也不一樣。更重要的是大家研究的態度、目的不一樣。章太炎、梁啟超、錢穆先生他們研究的目的是弘揚傳統文化，把優秀的成分傳承下來。而胡適先生研究國學，主要是從故紙堆里扒出垃圾扔掉。”樓宇烈認為國學的定義很難定，我們不必拘泥于概念之中，應該拋開它來看實質，其實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就是國學。

堅持民族文化主體性

樓宇烈在談到“一體化”概念時指出，堅決反對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民族文化也要一體化。“如果文化都一體化、全球化了，就變成了強勢文化的附庸了。所以在對文化的反思中，出現了一種尋根意識，不少人越來越強烈地感覺到多元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人提出：越是民族的就越具有世界意義，如果你消失了特點，誰來仰慕你？”

樓宇烈認為，在東西文化交流的過程中，我們既不能盲目地自尊自大，也不能妄自菲薄，只有堅持自己的主體性，才能有效地、有針對性地吸收外國文化的養料，來滋潤傳統文化、發展傳統文化。“我們常講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特色在什么地方？離開了我們的文化傳統，我想這個特色就表現不出來、體現不出來。所以只有認同我們的文化傳統，把我們的文化傳統繼承下來、發展起來，才可能有我們的特色。”

中國文化多元共存、豐富多彩

許多國人似乎對自己的傳統文化并沒有多少自信，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時，曾有一種“河殤”現象，人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黃土文化、封閉文化、沒有自我更新能力的文化。樓宇烈教授對此不認同，“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文化最有包容性、開放性，我們現在傳統文化里面有很多東西都吸收了外國文化并將其融入到本土的文化中間，這樣我們才會不斷地發展。”

樓宇烈認為，我國現在很多東西包括器物、藝術都是“舶來品”，中國文化多元并存，多元并存的文化才是豐富多彩的，文化就是要通過不斷地交流、融合才能得到發展。在多元文化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上世紀80年代后期，樓宇烈在論文《論傳統文化》中提出，“我們不要在吸收外國文化的時候，忘記自己的傳統文化。”

年高七旬的樓老在整場講座過程中不曾停歇，他深厚的學術造詣和飽滿的生活熱情感染了在場的每個人，相信樓老這份對國學的執著將會不斷傳遞下去、蔓延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