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續解放思想開創深圳美好明天

　日期：2008-01-02   來源：深圳特區報

我市社科界舉行“爭當解放思想排頭兵”理論座談會

繼續解放思想開創深圳美好明天

【本報訊】（記者李舒瑜王軻真）上月29日下午，由市委宣傳部、市社科聯、深圳報業集團聯合舉辦的深圳市社科界“爭當解放思想排頭兵”理論座談會在深圳報業集團舉行。我市部分社科理論界專家學者共聚一堂，圍繞學習貫徹省委十屆二次全會精神，深入交流心得和體會。

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吳忠，市社科院院長樂正，深圳報業集團社長黃揚略，深圳報業集團總編輯、深圳特區報總編輯王田良與市委黨校、市社科院、深圳大學、深職院等單位的10多名專家和學者一起，踴躍發言。他們認為，省委書記汪洋在省委十屆二次全會上的講話高瞻遠矚、求真務實、催人奮進，并表示，深圳既是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先行者，也是解放思想、改革開放最大的受益者。沒有思想解放，就沒有改革開放，更不可能有深圳經濟社會發展的今天。在新的發展階段，深圳仍然要堅持繼續解放思想，深刻分析深圳的優勢與不足，深刻反思思想精神狀態，把思想從不適應、不利于科學發展的認識中解放出來，以新一輪思想解放推動新一輪大發展，共創深圳美好明天。

吳忠表示，汪洋書記在省委十屆二次全會上提出廣東要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努力爭當實踐科學發展觀的排頭兵，這是站在全局的高度，以全球化視野來透視廣東，分析廣東，策劃廣東的一個戰略思考，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前瞻性和現實指導意義。我們學習宣傳貫徹省委十屆二次全會精神，并且將其與深圳學習宣傳和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結合起來，與學習宣傳貫徹我們即將召開的市委四屆八次全會結合起來，將其作為我們近期和今后一個時期理論工作的重要任務。吳忠寄望全市廣大的理論工作者深入研究，積極探索，拿出有深度的分析和戰略上的思考，為市委市政府決策提供參考，幫助我市提出能與世界先進城市叫板的城市發展新途徑和新舉措。

黃揚略表示，深圳本身就是解放思想的產物。深圳經濟特區改革發展所取得的每一個重大進步都是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結果。深圳社科界有一個好傳統，就是理論研究和實際結合得非常緊密。我們期待社科界能夠繼續發揚這一優良傳統，為我市繼續大膽解放思想，勇于改革創新，努力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做出新貢獻。

王田良表示，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發展，深圳已具備了較為雄厚的經濟實力和十分寶貴的建設經驗，如何進行新一輪的思想大解放，是我們需要研究的一個深層次問題。深圳特區報將以評論、消息、專題等形式刊發專家學者和各行各業在此次討論中的思考和成果，發揮黨報應有的作用。

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吳忠

解放思想需要“四破四立”

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吳忠表示，省委書記汪洋在省委十屆二次全會上寄望深圳能夠成為體現中國形象的、有競爭力的、物資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能與世界先進城市“叫板”的城市，并特別要求深圳在新一輪思想解放中要勇敢地扛起大旗，爭當排頭兵。“這就要求我們積極去探索解放思想的空間，更加自覺地做到汪洋同志所要求的 ‘克服自滿思想，增強憂患意識，克服狹隘視野，樹立世界眼光，克服見物不見人的觀念，堅持以人為本’。”

結合深圳的實際，吳忠認為深圳進行新一輪的思想大解放，首先要在“四破四立”上下功夫。一是要破除傳統工業化發展理念，樹立科學發展的理念。二是破除傳統計劃經濟理念，樹立市場經濟的理念。三是要破除小農經濟意識，樹立開放創新的理念。四是要破除封建官僚意識，樹立民本意識和民主法制意識。

吳忠說，推動深圳的思想大解放，我們廣大的理論工作者最重要的職責和任務就是扎實工作，深入研究，積極探索，拿出有深度的分析和戰略上的思考，為市委市政府決策提供參考，幫助我市提出能與世界先進城市叫板的城市發展新途徑和新舉措。重點要在三方面做文章。第一，要思考在解放思想，落實科學發展觀方面，深圳究竟有哪些方面的矛盾和深層次的問題需要解決。這包括我們的四個“難以為繼”問題，也包括我們的一些體制和機制問題。吳忠舉例說，自主創新方面，深圳就面臨這樣的問題——一方面，我們自主創新能力較強，另一方面，我們核心技術缺乏。要建設自主創新型城市，支持我們自主創新體系的四個“90％”是遠遠不夠的。那么，如何加強基礎研究、前沿研究，就是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第二，要思考深圳在落實好科學發展觀中，如何爭當改革開放和自主創新的先鋒。第三，思考深圳在落實科學發展觀中，如何走高端化發展，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四位一體”全面協調發展綜合發展之路。他希望通過全市理論工作者的努力，為深圳實踐科學發展觀，爭當科學發展的排頭兵貢獻智慧和力量。

市委宣傳部副巡視員黃發玉

解放思想要有新的坐標

“解放思想是人類發展永恒的主題，今天，解放思想要有新的坐標。”市委宣傳部副巡視員黃發玉如是說。

黃發玉說，我們過去說，要向香港、新加坡學習。現在，省委書記汪洋鼓勵廣州和深圳，在產業升級、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要用世界眼光大膽探索未來發展的新思路和新目標，不能再跟國內城市相比，要敢于向世界先進城市“叫板”。這對我們的發展提出新的要求。也需要我們在解放思想上有新的坐標。

“新的發展坐標，不是一些新的提法，而是具體指標的東西。”黃發玉說，我們不能滿足于GDP等經濟數據，也不能滿足于過去創造的若干項全國第一，沾沾自喜。其實，不要說“叫板”新加坡，就是與國內許多城市相比，我們也仍有許多不足。我們要不斷地審視自己，發現自己的問題，才能促使我們不斷解放思想。

關于解放思想，黃發玉有三個觀點。第一，解放思想，不僅要對舊的東西進行反思，還要對我們已經或者正在進行的改革反思。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個探索的過程，是摸著石頭過河，犯一點錯誤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允許的。今天，我們解放思想，就要進行第二次改革。只有這樣，我們的改革才能在不斷在反思和探索中走向成功。第二，解放思想的關鍵在領導。作為領導者，在處理新問題、面對新形勢時就應有敢于拼搏的闖勁，敢為人先的勇氣。第三，解放思想就要體現在體制和機制上的創新，要加強創新文化建設，建立有利于發展創業的長效機制，營造敢闖善創、敢于試驗的濃厚氛圍。

市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所長王為理

將文化發展理念提升到新高度

“在一個缺乏必要積累的文化土地上，深圳的文化發展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靠的就是一次次思想解放所釋放出的不竭動力。”深圳市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所長王為理說，今天，我們更要從增強深圳軟實力的角度，對文化與城市發展的關系作出新的詮釋，將深圳文化發展理念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王為理說，深圳進入發展第三階段以來，經歷了兩次重要的思想解放過程：一是在全國較早解構了“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理念，擺脫了“是‘文化立市’還是 ‘經濟立市’”爭論，對深圳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及時的反思，對文化與經濟的關系作出了新的理解，改變了慣常的“經濟特區”思維模式，確立了“文化立市”發展戰略。二是在全國率先提出實現市民文化權利，將市民文化權利的實現程度作為決定城市文化發展成敗的重要環節，把市民文化權利的實現作為城市文化競爭與發展的基本主題，把市民文化權利的實現作為深圳文化發展戰略和未來城市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并進而在全國率先構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

“今天，在爭當實踐科學發展觀排頭兵的新語境中，深圳文化建設要實現大發展大繁榮，需要新一輪思想解放發揮先導作用。”在王為理看來，需要從三個方面著手。首先，要從增強憂患意識和瞄準國際一流城市文化發展水平兩個角度，在深入分析深圳文化發展的國內國際差距的基礎上，確立深圳文化發展的追趕目標。這種分析和目標確立，應該以全面、客觀的調查為前提，要用數據說話，要有科學的比較。其次，應該對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深圳進入發展第三階段以來的文化發展理念作出系統全面的梳理，對其理論得失、政策績效作出全面考核，其中特別是要重點思考如何將文化立市、實現市民文化權利、發展文化產業、建設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城市人文精神、培育創新文化等理念的效應發揮出來，并放大深圳文化發展理念的輻射力和影響力。第三，要結合深圳發展的新實際，提出具有創新性的文化發展模式。其中，在深港共建國際大都會的背景下，要更多的思考如何真正促進深港文化互動，從文化上為深港國際大都會建設提供支撐，并在這一過程中創新出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新的發展模式。

深圳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陶一桃

建設學習型服務型政府

“進一步解放思想，要求政府首先應該是一個學習型的政府，一個服務型的政府。”深圳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陶一桃表示，唯有一個開放的政府，才有開放的制度，才能建設文明的制度和推動社會進步。

陶一桃認為，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即將步入三十年，深圳再度提出進一步解放思想的理念，是對自身的挑戰，更是對政府的執政能力和理念的一次挑戰。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挑戰不亞于，甚至更重于三十年前改革開放的沖擊力，它意味著改革必須更加深入，開放必須真正解放思想，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必須與政治文明、制度文明和社會的昌盛一同實現。沒有文明的政府將不可能有文明的制度，沒有制度的文明，將不可能有社會的文明，更不可能有改革開放這一制度變遷目標的真正實現。

如何進一步解放思想？陶一桃認為這要求政府首先應該是一個學習型的政府。打開國門引進的不僅僅是先進的技術，也不僅僅是資金和設備，還應該包括理念、思想和規則。中國特色絕不應該是對國際慣例的否定，而是對獨特發展路徑的表述。先有明智的政府，才可能有明智的社會。學習型的政府是社會福祉和進步的前提與象征。

與此同時，進一步解放思想要求政府真正成為服務型政府。政府要把包括制度在內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政策的供給，把社會公平和消除貧窮，把預防財富增長的同時兩極分化的發生作為工作重心。政府不是參與市場，而是以制度和法規來規范市場，對任何社會而言，政府對私有財產權利和競爭次序的保障與維護，比單純的管理更有意義。無論是全國經濟發展還是深圳經濟的發展都面臨著資源的約束，但比資源約束更嚴重的則是思想和觀念的約束。經濟發展中的問題，并不都是單靠發展經濟就能自然解決的。觀念不能直接改變社會，但觀念能夠改變人，而人則能夠改變社會。

市社會科學院院長樂正

增強憂患意識釋放發展動力

市社會科學院院長樂正在發言中表示，黨的十六大以來，廣東的經濟社會發展邁上了新的臺階。但是，按照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廣東發展中面臨的發展不平衡、不和諧問題依然存在，改善民生，均衡發展的某些領域形勢依然十分嚴峻。因此，我們在分析廣東發展形勢時，保持清醒頭腦，增強憂患意識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省委書記汪洋同志在省委全會上強調指出：廣東要“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以‘排頭兵’標準審視自己，必須清醒看到我們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中的困難和不足。”他指出：“如果再不抓緊時間制定對策，解決上述問題，廣東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率先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就難以實現，中央的要求、人民的期盼也難以完成。”

樂正直言我們發展過程中的困難與不足—珠三角的產業優化并沒有完成，自有技術、自有品牌、自有知識產權的自主創新體系發展很不平衡，珠三角與粵東粵西、粵北山區的發展鴻溝依然明顯，城鄉居民的均富水平依然較低，文化教育的許多領域與經濟大省地位依然不匹配，人口素質的整體改善依然任重道遠。一些主要的人均指標落在浙江、江蘇和山東后面。與發達國家地區和國際先進城市相比，仍有較大差距。

“當然，增強憂患意識的目的不是悲觀氣餒，而是力戒驕傲自滿，小富即安的思想。”樂正說，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我們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落后，發展不足的問題，仍然是包括廣東在內的全國各地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人均4000美元的發展水平，在世界上并不高，甚至不及阿根廷、墨西哥、委內瑞拉、馬來西亞、泰國和東歐一些國家。在全民創業、地區均衡發展方面我們不如浙江，文化教育和縣域經濟的整體發展水平不及江蘇，工業增長速度不如山東，現代服務業不及上海、北京。因此，我們應該保持清醒的頭腦，看到我們的真實地位，找出發展的差距，謙虛謹慎、奮發圖強，以危機感樹立使命感和責任感。

樂正表示，憂患意識是一種壓力，更是一種動力。我們就是要查找不足推動工作，把這種壓力轉化為新的動力，讓它在科學發展觀的統領下充分釋放出來。過去廣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現在我們要按照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努力爭當實踐科學發展觀的排頭兵。特別是深圳經濟特區，應該瞄準國際先進城市，以世界眼光謀劃自身的新發展。我們要以香港、新加坡等城市為楷模和標桿，繼續以建設國際化城市為目標，努力培育世界品牌和跨國企業，拓展高新技術產業鏈條，建設世界級IT產業基地。要加快體制創新，部分實施自由貿易區功能，建設世界貿易大港。要向香港學習，與香港建立經濟與城市規劃建設的全面合作關系。以主辦世界大運會為動力，提升文化軟實力，擴大深圳國際影響力。為實現國際化城市目標，深圳要加倍苦練內功，以自主創新、循環經濟兩輪驅動為主導戰略，以產業和城市建設高端化的兩點支撐為轉型目標，追求城市發展的經濟、社會與生態環境的集束效益，以改善民生、增進幸福為導向，努力把深圳建設成一個宜人、和諧、具有獨特文化品質、充滿創新活力的國際化城市。

市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所所長楊立勛

制定科學發展觀評價指標體系

如何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深圳市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所所長楊立勛有一個新觀點：制定一套科學發展觀評價指標體系，使實踐科學發展觀的方向更具體、目標更明確。它既是各級黨委、政府的工作導向，也是政績的評價標準。

楊立勛說，廣東要成為實踐科學發展觀的排頭兵，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的深圳就應當成為排頭兵的排頭兵。因此，深圳應該率先研究和探索實踐科學發展觀評價指標體系，通過這個指標體系，“考出導向、評出壓力、獎出動力”。從另一個角度說，深圳制定實踐科學發展觀評價指標體系是有條件有基礎的。近幾年，深圳相繼出臺了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效益深圳、民生凈福利、和諧深圳等評價指標體系，受到國內外的好評。深圳可以在這些評價指標體系的基礎上，制定深圳市實踐科學發展觀評價指標體系，通過這套評價指標體系，每年發布深圳科學發展指數，爭取成為全國大中城市第一個研究和發布科學發展指數的城市。

根據楊立勛的構想，深圳市實踐科學發展觀評價指標體系可以由綠色GDP、金色GDP和白色GDP三個一級指數構成。綠色GDP指數測量發展的環境成本高低，金色GDP指數測量發展的資源成本高低，白色GDP指數測量發展的社會成本、法制成本、道德成本的高低。在此基礎上，深圳每年年底發布深圳市科學發展指數、科學發展年度報告、科學發展白皮書。這種相對固定的評價指標、評價方法和測評機構，可以保證評價結果的可比性、科學性和權威性，也便于描繪深圳科學發展的歷史曲線圖和建立深圳實踐科學發展觀的數據庫。

市委黨校教授孟偉

明確建立公民社會的城市發展目標

深圳市委黨校教授孟偉說，在新的條件下，深圳要解放思想，謀劃深圳的未來，要樹立世界眼光、敢向世界先進城市“叫板”，這就需要我們從兩個方向解放思想，一是“向外看”，學習世界先進城市的管理理念和經驗，二是“向內看”，重新審視我們的體制和機制方面的不足。

結合深圳具體情況“向內看”，孟偉說，應該是明確建立公民社會的城市發展目標。公民社會是一個有信念、有關愛、體現公平的社會，在這個社會里，講的不僅是權利和義務的法律關系，更不是管治和服從的關系，它首先代表各種行為主體對城市的關愛、熱愛。從政府層面來說，政府的行為最能體現一座城市的品格、風格。政府所關注的不能僅僅是一些指標、數據，更應該是我們體制、機制等一些深層次的東西。在這個過程中，要提升政府執行力，建立有效的政府；要提高政府工作績效，改善公共服務的質量；要鼓勵公民參與公共政策，以實現其良好的施行效果。從市民的角度而言，我們要大力倡導公平、關愛的文化。要培育深圳的文化品牌，讓市民對這個城市有文化認同感，產生對這座城市平凡、樸素、深沉、踏實的熱愛。公民社會發展成熟了，社會就能產生一種和諧的內生長機制，從而保證社會的持久和諧。（下轉A7）

深圳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譚剛

用世界眼光提升對外開放水平

在深圳特區發展的新時期，如何用世界眼光提升對外開放水平？如何拓展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深圳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譚剛認為，擴大開放的廣度和深度，要提高開放的質量，推進深港合作戰略性升級，轉變貿易增長方式，提高開放運行的風險防范，都是確保深圳以世界眼光謀劃未來發展的新思路。

譚剛建議，深圳應當率先建立和完善內外聯動、互利共贏、安全高效的開放性經濟體系，大力增強全球化條件下競爭新優勢，在全球競爭轉變為以跨國公司數量和國際范圍內整合資源能力為主的形勢下，積極培育類似華為、中興類型的企業，提高深圳在全球配置資源的能力。應當創新對外投資和合作方式，支持企業在研發、生產、銷售等方面開展國際化經營，重點培養企業跨國經營能力，提高在利用國際資金、運用各種要素上形成全球配置資源能力，增強作為國際化城市的綜合影響力。

對于日益升溫的深港合作，譚剛建議推進兩地戰略性合作，共建國際大都會。依托深港各自優勢功能和強勢地位，通過兩地合作、功能再造和資源整合，把深港區域經濟社會活動納入國際體系，搭建運作平臺，確立深港世界級大都市的主導功能。例如可以建設總部營運中心—以深港兩地深水港、航空港、信息港為骨架，搭建具有國際領先水準的城市基礎設施和網絡化商務體系，使深港共同成為全球經濟社會能量的重要聚合體，吸納和輸送全球技術、資金、人才，服務全國和全球，成為運營環境優越、經濟活動高效、總部經濟發達的總部營運中心。依托香港高度發達的國際金融體系，發展深圳高新技術產業優勢，發展深港一體化的高端服務中心和創新產業中心。建設深港一體化的金融、物流、信息、文化交流、專業服務為支撐的高端服務中心和創新產業集聚和擴散的全球中心之一。

譚剛建議，深圳應加快對外經濟貿易轉型升級，發展集約型貿易模式，優化產業結構升級，提高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的地位和附加值，延長全球供應鏈體系中的環節，優化加工貿易區域布局，引導加工貿易向產業鏈高端發展，加快貨物貿易向服務貿易比重傾斜，創造條件積極承接新一輪服務業轉移。

深圳大學傳播學院院長吳予敏

解放思想是特區新的發展動力

“黨的十七大精神，貫穿了解放思想的一條紅線，”深圳大學傳播學院院長吳予敏認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勇于改革和創新，是鄧小平理論的靈魂，也是近30 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思想基礎和深圳特區創業發展的精神動力。今天進行思想解放，應視之為新的社會發展起點，使特區獲得新的發展動力。

深圳的成功得益于敢闖敢試，吳予敏說，過去深圳敢于向僵化的舊體制、舊思想、舊習慣挑戰，敢于殺出一條血路，靠的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今天，我們敢于向自我挑戰，向改革遇到的深層次障礙挑戰，向既定的利益格局和體制頑癥挑戰，還是要靠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不同的是，今天繼續解放思想，面對的矛盾已經不同以往。我們應該反思究竟是什么束縛人們的思想和行動。我們在發展經濟方面一直非常務實，意識形態的羈絆比較少，但在整體社會協調方面、可持續發展方面，往往缺少必要的遠見卓識，缺少憂患意識。經濟發展的速度、改革開放的窗口，像籠罩在特區頭上的光環容易使我們沾沾自喜，急功近利的思想，導致在資源配置、制度設計、規劃建設方面的短期行為。這使得那些需要社會扶持的關系到千百萬人公共利益的領域，如教育、衛生、文化、環保、社保等工作容易受到損害，出現社會發展的結構性失衡。如果公共利益領域也以片面追求短期效益為目標，甚至以追求經濟效益為目標，就容易導致公共投入轉化為部門利益和集團利益。現在我們應著眼于如何將決策轉化為合理的制度設計，探索建立良好的制度運行機制和保障監督機制。

吳予敏表示，思想解放與否，反映的是社會主體承受風險能力的變化，也反映了社會前進過程中的動力機制和利益格局的變化。精神和制度是社會發展的兩翼，精神決定了社會行為的價值導向，制度決定了社會行為的目標預期。我們解放思想，不能僅僅停留在一般的口號上面，而要看作一個新的社會發展的起點。在這個重要的起點上，執政黨為歷史負責、為人民負責、為子孫后代負責的歷史行動意志力是一個關鍵。

市社會科學院經濟所所長李建新

要堅持走國際化高端化之路

“堅持走國際化高端化之路，是深圳特區向世界先進城市‘叫板’的必然選擇。”深圳市社會科學院經濟所所長李建新表示，圍繞這一選擇進行的制度建設，有助于瞄準世界先進城市，促進深圳特區更好地建設國際化城市。

李建新說，十七大報告明確指出，解放思想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法寶。省委書記汪洋在省委十屆二次全會上指出，解放思想，謀劃廣州、深圳的未來，就必須樹立世界眼光，敢向世界先進城市“叫板”。他這擲地有聲的動員，聽后令人精神為之一振。深圳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試驗場和對外開放的窗口，在市場經濟的框架基本形成并不斷走向完善的基礎之上，在對外開放面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并迅速上升為世界貿易大國的宏觀背景下，改革如何深化？開放如何擴展？怎樣向世界先進城市“叫板”，走出一條具有自身特色的新路？“我認為，在新時期，深圳要向世界先進城市‘叫板’，仍然必須高舉解放思想的大旗，與時俱進，堅持走國際化、高端化之路。”

李建新提出，走國際化之路，主要包含以下三點：其一，是在經濟發展上走內涵集約型發展之路。即拋棄低水平粗放型的增長之路，以內涵集約型發展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方式。在產業結構的調整方面，以先進制造業為基礎，以高新技術產業和高附加值產業為選擇的目標，注重研發和品牌營銷，將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制造外遷或外包，實現產業結構的“高值化”目標。其二，是注重人性化發展。國際化城市的發展，人口密度適中，一般都維護著宜人的規模，如提高城市環境的質量和城市生活的舒適度，布局合理，公交優先，使人們在城市中的活動方便、安全、舒適，包括更好地處理城市物質空間的組合關系，更充分地利用陽光、空氣、氣候和地理條件，提高交通、通信、水源、能源、污水處理、廢氣處理、垃圾處理等基礎設施的服務水平。深圳未來必須在這方面下功夫。其三，是可持續發展。國際化城市的發展，將生態環境置于最優先的地位，在城市環境的營造上，首先建立在對自然要素的保護和利用上，在環境保護方面，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治理江、河、湖、海和空氣污染，使城市保持生態環境的優美、協調。在城市建設、歷史傳統、現代技術、資源消費、生態保護諸方面達到和形成和諧的關系，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則。深圳在近些年來，正是瞄準國際化的目標，在資源緊約束條件下，以新的資源觀破解發展的難題，以國際化特色，豐富了現代化的內涵。

在走高端化之路的選擇上，李建新認為主要包括四個方面：一是產業的高端化，即建立起以高端制造業、高端服務業“兩輪驅動”、“兩點支撐”的新產業體系。積極發展高端產業，如高科技研發產業、高端服務業和文化創意產業，培育總部經濟、會展經濟和物流經濟；提升制造業的自主創新能力，降低對一般加工業的依賴，培育本土的跨國公司，完成由國際加工業城市向國際高科技和服務貿易并重城市的根本轉型。二是人才的高端化，深圳要想在未來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必須繼續引進和培養大批適應國際競爭的高端人才。三是城市功能的高端化，主要是指：在邁向現代化、國際化的過程中，深圳城市總體功能系統在保持協調運轉的同時，還必須具有高開放、高吸引、高效益的特征，尤其在國際商務營運功能、產業創新功能、總部聚集功能和效益領先功能等方面，處在相對較高的層級，以增強深圳在地區國際事務中的參與和調控能力，提升城市的國際影響力。四是制度的高端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民主法制的建設是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如果我們的制度建設不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不斷改革創新，那么，瞄準世界先進城市目標，建設國際化城市也是不可能實現的。

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主任鐘堅

解放思想關鍵是落實科學發展觀

“在新時期，深圳經濟特區能否繼續發揮排頭兵的作用，關鍵是以學習促進思想解放，以創新推動深圳發展，解放思想要把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落到實處，做到有膽有識。”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主任鐘堅結合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回顧深圳經濟特區創辦和發展的歷程時，鐘堅認為，思想解放一直是推動特區前進的動力。自特區成立以來，深圳發展每一個重大步驟，每一個巨大的變化，無一不是解放思想，大膽地試、大膽地闖的結果。正是解放思想，敢闖敢試，結果闖出了經濟發展“深圳速度”和“深圳奇跡”，成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現歷史性變革和取得偉大成就的一個精彩縮影和生動反映。

在新的歷史時期，深圳經濟特區能否在實踐科學發展觀、在改革開放和自主創新中繼續發揮排頭兵作用，將面臨新的更嚴峻的挑戰和考驗。1988年，鄧小平同志提出“在內地再造幾個香港”的設想。1992年，鄧小平同志又提出，廣東要力爭用20年時間趕上“四小龍”，不僅要經濟上去，社會秩序和社會的風氣也要上去，兩個文明都要超過“四小龍”。從目前看，深圳不要說在城市管理、城市文明、法制建設與香港、新加坡等先進城市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即使在經濟上、物質文明方面也還有很大的差距。廣東省委提出，深圳作為全國的窗口和形象，物質文明、精神文明都要向香港、新加坡等看齊。這是中央和省委交給深圳的重要使命。怎樣才能建設一個能夠叫板世界先進城市的深圳，創造深圳發展史上又一個新的奇跡？從過去殺出一條血路，到現在要走出一條新路，都沒有現成的答案。這就需要我們堅定不移地繼續解放思想，以新一輪思想大解放推動新一輪大發展。

鐘堅表示，我們要做到進一步解放思想，一是要以學習促進思想解放，以創新推動深圳發展。知識和信息是當今社會最重要的資源，誰掌握了知識和信息，誰就掌握發展的制高點。學習是推動深圳繼續發展變化的重要力量，通過學習和借鑒一切先進經驗和先進成果，創新發展理念，創新發展思路，創新發展方法。二是要遵循科學發展觀，把思想從不適應、不利于科學發展的認識中解放出來。解放思想不是胡來蠻干，而是要把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落到實處，做到有膽有識。三是要進一步發揚民主。四是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目的和歸宿，一切工作和要求都必須符合實際。

市委黨校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袁曉江

趕超世界先進城市需要軟實力

20多年的發展令深圳經濟總量躋身全國大中城市前列，但與世界先進城市相比，無論經濟規模還是經濟質量，抑或精神文明程度，都存在較大差距，深圳市委黨校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袁曉江特別提到，在城市軟實力方面，深圳與國際先進城市的差距較大。

作為經濟特區，深圳在短短20多年時間里取得經濟建設的巨大成就，但深圳與世界先進城市相比，在城市競爭軟實力上明顯不足。袁曉江舉鄰近的香港為例，高度國際化、便利的營商環境、完善的法制體制、自由貿易、龐大的金融網絡、一流的交通和通訊基建、完善的支援服務、自由兌換的穩定貨幣、簡明的稅制，等等，這些因素構成的軟實力令香港成為全球公認的最自由的經濟體系，也是位居世界前列的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深圳要在軟實力上趕超世界先進城市，必須解放思想，要有超前思維。

袁曉江認為，深圳首先要在體制方面創新。學習香港、美國洛杉磯等城市，創新體制，培育城市競爭軟實力。其次是要培養創造性人才。學習其他城市積聚優秀人才的制度、政策、資源優勢，從人才的角度增強軟實力的基礎。再次是轉變經濟發展方法，由過去依靠投資、出口拉動轉變為依靠消費、投資和出口協調發展；由主要依靠制造業向三個產業協調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

深圳職業技術學院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查振祥

借鑒新加坡經驗打造服務型政府

“深圳向新加坡叫板，首先要向新加坡學習，打造一個像新加坡那樣的服務型政府，”深圳職業技術學院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查振祥表示。

新加坡服務型政府的特點在廉潔高效上得到體現。查振祥介紹，新加坡政府是世界上少有的掌握國家和社會資源，并大量進行政府投資的政府，錢權交換的機會很多，但由于制度健全，堵塞了腐敗渠道，使得政府官員很難腐敗。新加坡政府官員如被發現生活闊氣，消費明顯超過收入，或擁有與收入不相稱的財產，法院就可以此作為受賄的證據。政府官員的財產都是公開的，人們如有疑問，可以投訴，有關部門應調查并向人們作出解釋。

借鑒新加坡經驗，查振祥認為，深圳首先要轉變政府職能，打造服務型政府，按照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的職能定位，改變重管理、輕服務的做法，樹立公眾利益至上的理念。要真正把搞好公共服務作為政府的一項重要職能來落實。要加強基層組織建設，街道辦、居委會、黨支部和各種社區組織等基層機構要予以健全，接近群眾、了解下情、密切政府與群眾的聯系，為群眾排憂解難。要認真實行領導干部聯系群眾的各項制度，領導要下基層接訪、掛鉤，深入基層深入群眾，了解群眾疾苦，傾聽群眾呼聲，解決群眾的各種切身利益問題，當前尤其要重點解決群眾的住行等突出問題。要積極推進依法行政，把政府工作納入法制化、規范化軌道，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要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化，促進政府決策民主化、科學化。

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呂元禮

叫板先進城市必須解放思想

“‘叫板’新加坡，是因為對方的成績使得我們為他們‘叫好’”，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呂元禮認為，“叫好”就要學習，而要學習新加坡，就必須解放思想。

呂元禮表示，新加坡的成功之道，就在于不受任何教條的束縛，實事求是，思想解放。20世紀六七十年代通行的發展經濟學理論普遍把跨國企業看成廉價土地、勞力和原料的剝削者，會吸干發展中國家的血液、精髓，是一種新的殖民主義。當時，第三世界國家的領袖普遍相信這種“新殖民主義”剝削人民的理論。但是，講求實用理性的新加坡政府并沒有死搬上述理論，而是立足于本國的實際情況，反而歡迎跨國公司的資金、科技、知識專長，讓它們成為促使新加坡經濟取得增長的強大因素。人們后來發現，是否剝削姑且不論，新加坡人民卻學會一種本來不可能學到的新工作技能。他們在工作崗位上一邊學習，一邊還可以領薪水。事實上，新加坡的思想解放的經驗逐漸推翻了把外資視為剝削的發展經濟學派理論。

結合新時期深圳特區的發展，呂元禮表示，“叫板”新加坡，是因為中國的發展催促我們向對方“較勁”。“較勁”就要超越，而要超越新加坡，也必須解放思想。鄧小平同志1992年視察深圳時，當時的深圳市委領導在匯報中談及了李光耀先生訪問深圳時發表的一些看法，鄧小平同志聽后指出，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當借鑒他們的經驗，而且比他們管得更好。這里，“借鑒他們的經驗”意味著學習，“比他們管得更好”意味著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