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談深圳綜合改革試點：放權、松綁！
日期：2025-06-25 來源：深視新聞
6月10日，中辦、國辦印發《關于深入推進深圳綜合改革試點深化改革創新擴大開放的意見》（下稱《意見》），這是深圳改革開放進程中具有標志性、里程碑意義的大事。
《意見》將為深圳的改革提供怎樣的制度保障？如何破除“塊塊”改革被“條條”化的痛點？深圳如何將“自上而下”的《意見》與“自下而上”的改革動力相結合？對此，深視新聞記者唐萍，專訪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
《意見》是深圳發展的新使命
唐萍：6月10日，中辦、國辦印發《關于深入推進深圳綜合改革試點深化改革創新擴大開放的意見》，您怎么看這份《意見》對深圳、對全國的意義？《意見》的最大亮點是什么？
鄭永年：我個人覺得這份《意見》非常重要，尤其對今天的深圳，現在我們叫“三區”，深圳經濟特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粵港澳大灣區，對于“三區合一”的深圳，《意見》是一份使命，不僅僅是深圳或者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的需要，也是整個國家發展的需要。
我們最近在粵港澳大灣區和長三角做了大量調研。對我們國家來說，長三角、珠三角，就是國家經濟增長發展的兩個最主要的引擎。所以我看《意見》的核心就是如何在制度層面保障深圳履行“三區”的使命。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塊。
《意見》主要是分成幾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我們的目標是什么；第二部分是實現這個目標的方法是什么；第三部分是如何保障這個《意見》能落實下去。
《意見》有助破除
“塊塊”改革被“條條”化
唐萍：您認為《意見》給深圳帶來怎樣的制度保障？
鄭永年：《意見》強調國家發改委的統籌作用，這也是我個人更看重的一點。
經過這些年的研究，我們認為，深圳在整個國家體系里面表現為“塊塊”，但是我們所進行的改革也好，開放也好，實際上是受制于很多的“條條”。因為我們國家的“條塊體系”，我們“塊塊”的改革被“條條”化了。像最近的河套、前海，這么小塊里面，也是“塊塊”的改革“條條”化，有些改革在推進過程中存在困難，容易呈現碎片化，缺少綜合總體性。
這個并不是深圳本身就能解決的問題，因為還涉及中央和地方的關系，那么由國家發改委來統籌，就是有效的制度保障，因為國家發改委在各個部委里面能夠起到統籌協調作用。
深圳需要“自上而下”
與“自下而上”的改革合力
唐萍：有了《意見》的制度保障之后，深圳的改革還需要什么？
鄭永年：深圳的下一步改革，不僅需要《意見》那樣自上而下的動力，也要配合自下而上的改革動力，這兩種力量結合起來，我們就會有形成有效的改革，所以我對《意見》非常看好。對深圳、對國家發展過程，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件，但是下一步要腳踏實地，把《意見》落實到地面上才行。
唐萍：您說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要怎么做？
鄭永年：因為就中央來說，這是一個來自上面的政策，從自下而上的角度來看的話，我們需要梳理一下方方面面的改革，我們從何而來？我們現在走到什么地步了？我們面臨的短板是什么？這些短板我們的解決方案是什么？所以需要系統性、整體性的思維，這樣才能發揮我們的比較優勢，然后把短板補上。
比如說科創體系，我們以前提出，基礎科研、應用技術轉化、金融服務，這些是創新的“三駕馬車”。
如果深圳只考慮自己，可能有短板，但如果我們把深圳放在整個大灣區里面，我們什么短板都沒有。例如在基礎科研方面，我們有新的科研機構和大學，旁邊的香港也有許多好大學。如果大灣區融合，我們的基礎科研能力會成幾倍的增長。在應用技術轉化方面，深圳如果和旁邊的東莞、惠州結合起來，我們是世界上應用技術轉化能力最強的區域。在金融服務方面，香港是個世界金融中心，如果我們能做到深港融合，就能補齊短板。這也是為什么中央政府提出粵港澳大灣區這個概念，就是要強調融合發展。
深圳要破除人才“帽子”化
對人才“抓輕放老” 對企業“抓小放大”
唐萍：《意見》提出“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深圳的發展一直是“聚天下人才而用之”，在接下來的改革過程中，我們對人才的吸引和培養需要注意什么？
鄭永年：深圳是中國獨一無二的制造業基地，創新是深圳的靈魂，因此《意見》提出“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對深圳非常重要。這也是跟我們這些年討論的高質量發展、新質生產力是高度吻合的。實際上就是在討論新質生產力從哪里來，如何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問題。
創新離不開人才。深圳作為一個移民城市，發展依靠的是人才的匯聚。但是深圳要警惕人才“帽子化”，“帽子”就是某某院士、某某學者之類的頭銜，當然不是說這些不是人才，但這樣片面地定義人才對一座城市發展是非常不利的。
我們一旦把更多資源投到“帽子”人才上去，那些沒有“帽子”的人才就會缺少資金的支持。
傳統人才的定義，很多是寫論文的人才。但是深圳實際上的發展主要靠工業人才，如何把這些人才納入進我們的體系？在解決人才“帽子化”方面，深圳要走在前列。
我們現在的體制機制，還是把基礎科研和應用技術分成兩塊，在這種情況下，基礎科研人員大量地投入在寫論文，我們的考核也是按發表論文來的，而很多論文沒有轉化的可能性，所以我們論文越寫越多，但真正應用技術落地的比較少。
但現在趨勢發生了很大變化，拿美國來說，以前，美國的基礎科研都放在斯坦福大學這樣一些大學里面，現在慢慢都轉向大的高科技公司。高科技公司自己本身在做許多的基礎科研和技術轉化，這些完全是問題導向的，更有效。
所以我最近提出兩個概念：對人才的支持要“抓輕放老”，不是說年紀大的不重要，但要抓住年輕人。要把大量的科研資金投入到年輕群體。這在北美、歐洲、亞洲，任何國家都是一樣的。現在大部分國家，尤其是進入互聯網和人工智能時代后，人才都呈現年輕化傾向。
對企業扶持要“抓小放大”。各個地方大的企業，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占用了太多的資源，而真正需要資金和金融服務的中小型企業，尤其是專精特新企業就很難成長起來。我個人覺得，企業已經做大了，你就放給市場。真正有需要的中小型專精特新企業，政府一定要扶持起來。
我們不能被大企業綁架，造成一個“大而不能倒”的現象。把支持這些大企業的資源，來幫助專精特新企業，我們可以培養許多未來的大企業。
這些都是我們要好好梳理的問題，否則發展會后勁不足。
用足用好特區立法權
加快與香港規則對接
唐萍：您談到的這些調整，需要我們要擺脫以往的路徑依賴，也是對政府部門提出更高的考驗。您說對人才“抓輕放老”，對企業“抓小放大”，但是在人才和企業還沒做出成績之前，我們怎么知道他們是有潛力的呢？
鄭永年：我們去外地考察，也一直思考這個問題。我了解到有的研究院就是5年考核一次，這和一年考核一次、一年考核兩次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一年考核兩次，基本上我啥事情都做不了，大量的時間都在填表格了。我們為什么不可以簡化呢？而且我們有特區立法權，早期特區立法權發揮了很大作用，我們為什么不繼續去用呢？
我們要用足用好特區立法權，我們有很多條件，好好梳理一下。這次我們一定要利用好《意見》，結合特區立法權，真正地成為“塊塊”改革。我們現在討論河套和前海，河套、前海真的不要再各自搞一套，因為功能是差不多的，改革不能搞碎片化。尤其是我們一直在說，深圳要跟港澳規則對接、機制銜接。如果河套跟前海與香港的規則對接起來，以后以點帶面擴大到整個深圳，這就是更有效的改革方式。
所以我覺得還是需要解放思想。你看看河套這一塊，國家層面已經提出了，我們要加入DEPA（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這里面有很多條件要符合，我們能不能先把深港兩地的數據流通起來。我到外地考察，有一個領導告訴我，他們就用行政的方法，把地方的數據統籌起來。我覺得這個做得好，因為我們現在的行政阻力是最大的，我們都是數據孤島，行政的阻力只能用行政的方法來消除。
唐萍：香港實施“一國兩制”，它與內地之間的數據流通屬于跨境流通，這里面的障礙怎么消除？
鄭永年：“一國兩制”就看你怎么理解。我一直說，鄧小平先生設計的“一國兩制”是一個可變動的制度安排，它不是一種意識形態。如果你把“一國兩制”看成意識形態，你就動不得了，你把它看成可變的制度安排，那“一國兩制”也要與時俱進的。
如果我們加入DEPA（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以后跟新加坡、新西蘭這些國家對接，我們現在不妨先跟香港對接起來，這根本都沒有阻力，但是需要協調，現在國家發改委也是承諾，要起到協調作用。
對地方官員適度放權
對企業家適度松綁
唐萍：5年前，深圳綜改試點方案發布之后，您當時接受采訪時說，綜改試點最重要的一點是要“敢于試錯”，5年之后，對這份《意見》的發布，您有什么新的看法？
鄭永年：對，要試錯。我覺得要對地方官員、對企業家適度松綁。如果不松綁，可能壞事做不了，但好事也做不了了。
對企業來說，有時候因為監管過度，一些新質生產力流到國外去了。例如，有很多創新藥都是中國企業研制的，但是因為三個原因就落不了地：第一，我們風投做得不夠；第二，審批時間太長；第三，新藥的藥價要與社保體系掛鉤，因此價格上不去。這三個原因使得一些新藥流失到國外了。
互聯網游戲產業也是一樣，因為監管過度，一些游戲得不到版號而流失。其實，游戲產生的一些信息非常重要，尤其對人工智能發展。黃仁勛為什么能做那么好的芯片，他以前就是做游戲顯卡的。所以我就一直在提倡，對企業的環保、勞工權益這些監管一定要到位，但是對新技術的落地，要適度去監管，監管過嚴了可能導致發展不足。
對地方官員還是需要適度松綁，放權一點。我們是人不是神，人肯定要犯錯誤，現在官員很緊張，沒有一個人能保證100%不失敗，我們要允許失敗。我們要領會吃透中央的精神，不是簡單的形式主義上的層層加碼，一定要團結緊張嚴肅活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