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哲學與近代廣東學派
日期：2024-12-23 來源：深圳特區(qū)報
■ 李辰
提 要
清代道光以后，受江浙漢學南移、本地商業(yè)發(fā)展等因素影響，廣東逐漸成為接受、融合、孕育新思想的地方，這一時期涌現(xiàn)出諸多學派學人，影響力輻射全國，深刻地塑造了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的特質，對中國近代歷史產生較大影響，是晚清哲學史、思想史、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近代廣東學派是一個較為寬泛的學術概念，就其形成的思想背景而言，主要受到近世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明清以來嶺南學術傳統(tǒng)以及近代世界思想文化的綜合影響。清代道光以后，受江浙漢學南移、本地商業(yè)發(fā)展等因素影響，廣東逐漸成為接受、融合、孕育新思想的地方，這一時期涌現(xiàn)出諸多學派學人，影響力輻射全國，深刻地塑造了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的特質，對中國近代歷史產生較大影響，是晚清哲學史、思想史、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晚清以來廣東學派的學術發(fā)展脈絡，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嘉慶、道光以來的嶺南傳統(tǒng)學術，其代表性學派主要由廣州學海堂的學人群體組成，考察其學派的思想特質，主要表現(xiàn)在思想上標榜兼采漢宋，關注清代經史之學發(fā)展的新脈絡，并在治學方法和學術理念等方面受到揚州學派、吳皖學派等近代江浙學派的影響，突出考據、訓詁等專門之學以區(qū)別于傳統(tǒng)宋明理學切入經典之研究進路。在廣東學派發(fā)展的第二個階段里，有學海堂學術背景的九江學派、東塾學派開始在晚清民國學術界、思想界乃至政界產生巨大影響，其中九江學派重視理學中修身學傳統(tǒng)，在其影響下衍生出的康梁學派、國粹學派，其代表學人康有為、梁啟超、鄧實、黃節(jié)。
近代廣東學派與揚州學派、桐城派之學術承續(xù)
追溯近代廣東學派的學術品格及其學術基礎的形成，無法脫離宋元明清以來本土學風和世風的影響，其中自然又以白沙心學和朱子學影響為巨。然就晚清以來廣東學派的學風特質而言，江浙吳皖一帶的學派對近代廣東學派的影響更為顯出。如康熙年間，有吳派大師惠士奇擔任廣東學政，初步將江浙經世考據學風引入嶺南，此為漢學學風浸入廣東的先聲。而正式宣告漢學研究在近代廣東學術舞臺上登場，則要屬揚州學派領袖阮元。阮元在廣州建立學海堂，引入學長制，提出“經史理文”兼重的治學目標，不僅打破過往廣東書院以山長制為主的學制，也改變了過往廣東學界以科舉應試為本的治學風氣。阮元幕府中藏龍臥虎，既有與焦循并稱“甘泉二堂”的漢學旗手江藩，又有桐城派大師姚鼐門下“四杰”之一方東樹。
阮元到任廣東后，立即組織本地學者與幕府成員編纂新版《廣東通志》，由此匯集了一批嶺南學界的耆老與新秀；后來學海堂學人又陸續(xù)編纂《學海堂叢刻》《學海堂集》等文獻，可視作近代廣東學界首次帶有學派性質集中展現(xiàn)以漢學方法解經、注經的系列研究成果。阮元之外，標榜古文傳統(tǒng)和朱子理學觀的桐城派對近代廣東學派的發(fā)展也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方東樹是其中代表。學海堂建立之初，阮元向嶺南學子提出“學者愿著何書”之問，方東樹第一時間指出清代漢學提倡的“著述”與儒家傳統(tǒng)提倡的“躬行”“義理”觀之間存在矛盾，其背后折射的議題，反映了近代廣東學派引入漢學之初，傳統(tǒng)宋明理學提出的“修身”議題就作為一種“前問題”隱含在漢宋兼采與漢宋之爭的學術議題中。
近代廣東學派的修身思想及國粹學派的影響
修身是中國哲學及傳統(tǒng)學術文化中重要的思想觀念，近代廣東學派對修身問題的關注和探討，離不開宋明以來的修身學傳統(tǒng)和晚明清初以來反理學風氣的影響。清初，反理學思潮興起，氣論哲學大有取代理本論的趨勢。顧炎武、顏元、李颙等晚明耆儒，提倡以經世實學掃除宋明理學“虛浮講談”之風，在理論上擱置“致良知”和“窮理盡性”等心性工夫，強調躬行實踐，引發(fā)清代漢學研究的興起。
方東樹關注宋明理學對儒家根本精神的提撕，通過重提“顏子所好何學”之問，使學子回到宋儒溝通個體生命與天地、家庭、社會的治學目標和《大學》“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的治學宗旨。
方東樹之后，九江學派創(chuàng)始人朱次琦提出修身四行說，堪為晚清廣東學派修身學理論的建構典范，其內容包括“惇行孝弟”“崇尚名節(jié)”“變化氣質”“檢攝威儀”四個方面。朱次琦首倡“孝弟”為孔學大本所在，是其區(qū)別于漢學家的一大立學宗旨，對此朱次琦弟子簡朝亮特著《孝經集注述疏》一書以明其旨趣。“崇尚名節(jié)”則由朱子《小學》篇中“敬身”概念轉化而來，朱次琦將“敬身”與“名節(jié)”聯(lián)系在一起，即表現(xiàn)出他對儒家“正名”思想的重視，也蘊含著其對清代統(tǒng)治者偏重提倡著述之學而不重視表彰人倫德行的批評。“變化氣質”源出張載，可上溯至《尚書·洪范》。作為一種修身方法而言，朱次琦采納了張載、陳白沙“變化氣質”學說中重“悟”、重“志”面向，同時又提出“讀書變化”，反映其“變化氣質”觀兼容“尊德性”與“道問學”，可視為其兼采漢宋的論證實踐。“檢攝威儀”則將“威儀”作為一種檢制人心的行為標準，通過禮來約束心，修正心，進而完成治心返身的目標，將道德教化與經世實踐相結合。相較清代中期阮元將漢學引入嶺南的思想史情形，晚清民初的思想界，在康梁學派之外，又以鄧實、黃節(jié)兩位嶺南學人為代表的國粹學派影響江浙乃至全國為一勝景。二者創(chuàng)辦了《政藝通報》和《國粹學報》，在引介西學的同時，嘗試從傳統(tǒng)以經學為主體的中學中開出與西學新知相一致的思想面向。【本文系深圳市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項目（SZ2022B006）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深圳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長聘副教授、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