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國別人才培養的知識結構轉型
日期：2024-04-25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目前，國內部分高校在“新文科”“多語種+”等理念下開展了基于自身學科傳統和比較優勢的初步探索。然而，相較于經濟學等成熟的傳統學科，區域國別學科建設未形成普遍認可的可復制、可推廣的成熟模式。其中，作為學科建設關鍵要素的區域國別人才應該具備怎樣的知識結構和能力素養，以及具有較高共識的通專兼具的“T”字形知識結構這一認知的合理性是否充分等問題，日益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焦點。顯然，厘清這些關鍵問題，是培養國家急需的高層次區域國別人才的前提和基礎。
“T”字形人才培養模式的不足
一段時間以來，區域國別人才普遍被認為應該是國別通、區域通、領域通的“三通”人才。從更簡約的視角看，“三通”實際上要求區域國別人才既通曉研究對象國或區域的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社會、法律、軍事等系統化、結構化的知識，還要對上述眾多領域中的特定領域或特定領域內的某些甚至是某個特定議題，具有其他專家學者較難企及的類似“冷門絕學”的深刻理解。因此，不少專家學者將區域國別人才培養概括為“T”字形剛性能力結構。應該說，這一類型學描述確有其合理性，抓住了區域國別人才通專兼備、以專為先的基本特征。但如果進行更深入的分析，其不足之處似乎也同樣明顯。
類似經濟學上的分工越細則勞動生產率越高的“斯密動力”，一旦學術成為一門專業和職業，日益細化的學科分工也必然會促進更高效率的知識生產，因而專精于特定領域、特定議題的專家必然成為普遍現象。但學問上的專家，并不意味著對其所屬學科的其他領域和議題一無所知，沒有廣譜性的理解和認知。恰恰相反，成為狹義上的專家的前提是首先擁有廣義上更多知識的學者，以至于在當下的中文語境中專家和學者常常連用或互相替換。換言之，通專兼備實際上是對所有學科研究的從業人員的共同要求，而不是針對某一特定學科的單一屬性。因此，區域國別人才如何界定其身份邊界、知識結構及能力體系，需要新視角下的新思考。
服務國家是區域國別學的最大特色
在筆者看來，學科是中國高校組織知識生產、人才培養、社會服務等各個發展環節的絕對中心。新中國成立以來，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階段，學科目錄調整的主要驅動力即是來自國家的需求。在這一點上，每個學科都不例外。問題在于，不同學科和國家需求的結合度并不完全一致，“自下而上”的學科自主發展和“自上而下”的學科頂層設計在不同學科上的均衡度差異明顯。交叉學科門類下新設的七個學科，無一例外都最大限度地反映了國家對于相關領域的知識生產的戰略期許。在此意義上，區域國別學與國家利益有著非常緊密的關聯。
美國等主要大國比中國系統性推進區域國別研究早很多年。單從概念來看，美國1947—1953年創建的area studies只見區域不見國別。與之相比，自20世紀20年代在中國邊疆地區興起的邊政學和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數波“國際問題研究”浪潮，都隱含著中國政府和學術界對國家主權的高度認可及遵循。2022年，區域國別正式成為交叉學科門類下的一級學科，充分表明區域國別學和其他傳統學科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服務國家的特性。就其本質而言，區域國別學是服務于國家戰略需求的應用性基礎學科。
區域國別人才的知識結構要素
基于區域國別學的本質特性，其人才必須首先是“國之干才”。舍此，學問再好也只能是一般意義上的專家學者，而不是國家在國際失序日益加劇、大國戰略競爭向縱深發展的大背景下孜孜以求的戰略社會科學家。
第一，區域國別人才的知識結構必須具備知識高度，即以國家為中心服務國家利益、滿足國家需求，而非純知識探究，這是區域國別研究的基本前提。只有這樣才能確保區域國別人才首先是黨和國家中心主義的人才。從能力素養建構的視角看，這也意味著區域國別人才必須首先具備更堅定、更純粹、更深刻的政治定力，“懂政治”“服政治”“講政治”是區域國別人才區別于其他學科人才的先決條件。在此基礎上，區域國別人才同時必須和其他學科的人才一樣，兼具知識廣度和知識深度，既是特定國家和區域的“萬事通”，又是特定領域和議題的“專家”。
第二，區域國別人才還必須做到學術研究和政策研究兩大功能互為支撐的“一專雙能”，二者不能偏廢。對于正在穩穩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的中國而言，建立在扎實基礎研究根基上的富有前瞻性、可操作性的決策咨詢服務，是國家更為重視的功能。如果說學術在中文語境中既包含著反映在知識體系上的“學”，又涵蓋了折射在應用效能上的“術”兩大層面的話，區域國別人才必須同時擅長“學”和“術”，必須是把“講政治的學術研究”和“有學術的政策研究”有機且精巧地結合起來。區域國別人才的最高境界，是在堅持中國主體性的基礎上，在“將心比心”“文明互鑒”的理念指引下，不僅解決中國的問題，同時為全球和區域治理及其他國家的發展問題提供中國方案，在國別、區域、全球知識層面上確保戰略支撐。
此外，正如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理事長姜鋒指出的，區域國別人才應以“政治定力”為中心，建構起語言能力、學科能力、話語能力三位一體的能力體系。對此，筆者的理解是，區域國別人才首先應具有“多語能力”，即熟練掌握英語及一至兩門研究對象國家和地區的通用語言。其次，區域國別人才應具有“學科能力”，即能擁有扎實的研究對象國或地區的基礎知識。區域國別人才提升學科能力，在中國語境下一定要注意避免重宏觀、輕中觀微觀研究的痼疾，在保有戰略思維的基礎上于精細化上下功夫。有必要在知識高度為本、知識廣度為器、知識深度為根的辯證思維中獲得對研究對象國或地區的可靠理解。最后，區域國別人才應具有“話語能力”，原則上應具有在研究對象國長期學習、研究及實地調研的經歷，爭取前往區域與國別研究發展較為成熟的國家或國際機構開展學習交流，在國際田野實踐中提升全球理解力、全球表達力和跨文化溝通力。
具體而言，區域國別人才的話語能力實際上對應著兩種具有高度關聯性的啟民功能。一方面，區域國別人才應通過國內主流媒體向對國際問題感興趣的民眾及時提供一手、專業、豐富的評論文章，引導國內民眾更好地理解我國對外戰略布局及具體的雙多邊外交、國際組織、熱點問題等重大問題，使海外民眾增進對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政治認同、理論認同和情感認同并化為文化自覺。另一方面，區域國別人才應發揮已有國際合作網絡的比較優勢，在國際輿論場域積極發聲，講好中國故事，最終為中國解決有話不會說、有理說不清的國際傳播難題和營建更為有利的國際輿論環境貢獻力量。
總而言之，國家急需的區域國別人才應該是聚焦特定區域和國家、基于問題導向、兼具知識高度（“國之干才”）、知識廣度（通才）、知識深度（專才）以及學術研究和政策研究一專雙能的“三通”高層次特殊戰略人才。在政治定力、多語能力、學科能力和話語能力（“四力”）的加持下，區域國別人才可以呈現向上服務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向外瞄準國際競爭主戰場、向前盯緊時代前沿領域的戰略社會科學家。這種特殊的知識結構和能力體系決定了區域國別人才不是英文字母“T”字形，而是漢字的“杰”字形。與彰顯知識廣度和知識深度的“T”相比，“杰”的上半部分代表著以國家為中心的知識高度和所有學科人才都必須兼顧的知識廣度與知識深度，以及區域國別學特色更鮮明的學術研究、政策研究兩大功能，下半部分的四點則代表著實現一專雙能的支撐性“四力”能力體系。綜合各種因素看，在認知層面上，從所有學科共有的“T”字形上升到區域國別學專屬的“杰”字形知識結構和能力體系綜合體，是實現區域國別人才培養轉型的關鍵所在。而這又是盡快建構區域國別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必由之路。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