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學者聚焦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學術傳統(tǒng)與時代精神

　日期：2024-04-23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wǎng)

　　中國社會科學網(wǎng)訊（記者 陸航 通訊員 楊情）4月20-21日，由三蘇研究院、四川師范大學“六定”中國史學史研究團隊和《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編輯部聯(lián)合主辦的第二期中國史學史學術沙龍在四川省成都市召開。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北京師范大學、山東大學、南開大學、浙江大學、蘭州大學、華東師范大學、華中師范大學等高校與研究機構，以及《新華文摘》《學術研究》《江海學刊》《天津社會科學》《中國社會科學報》等報刊、學術期刊的30多位青年學者，聚焦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學術傳統(tǒng)與時代精神，探究中國史學史研究的路徑與議題，昌明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學術傳統(tǒng)，彰顯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時代精神。

　　自梁啟超提出“史學史的做法”以來，中國史學史學科已經(jīng)走過了百年歷程。經(jīng)過幾代學人的努力，中國史學史研究形成了注重史學遺產(chǎn)的發(fā)掘，與歷史、社會緊密互動，歷史感與時代感相統(tǒng)一，注重理論反思和學術批判等優(yōu)良傳統(tǒng)。當前，史學工作者正肩負著構建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學術使命。回顧和評析百年來中國史學史研究的發(fā)展和學科創(chuàng)新，無疑是必要且重要的。

　　“史學史研究應注重哲學性、思想性，加強改革開放史學史研究，加強對史學史的反思性研究。”山東大學教授郭震旦提出，史學史研究應該有兩個語境，一個是歷史的語境，另一個是現(xiàn)實的語境。歷史語境負責事實的清理，現(xiàn)實語境負責意義的生成。所以，史學史不僅要證明“它”曾存在，還要證明“它”仍活著。在華中師范大學教授尤學工看來，學術自主意識源自于近代以來西方文化的沖擊，中國學人圍繞“古今新舊”不斷展開探索。在文化轉向與社會轉型的關鍵節(jié)點，學術自主意識便會得到增強，而面對當前強勢的西方話語霸權和中國傳統(tǒng)史學話語資源、思想資源的不適用性，當代中國史學研究應該回到歷史本身，增強對歷史現(xiàn)實的解釋力，以創(chuàng)造中國自主的話語體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李政君認為,學界闡釋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tài)理論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對社會形態(tài)理論本身的闡釋、關于某一種社會形態(tài)理論的闡釋、關于“三形態(tài)說”和“五形態(tài)說”的爭論三個方面。他提出，加強理論的創(chuàng)新性研究是構建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工作，而重視理論的標準，不在理論的新與舊，更在于它自身的解釋力。四川師范大學副教授高遠認為，目前尚未出現(xiàn)能夠完全囊括中國史學史發(fā)展歷程的著作，如果對學科自身發(fā)展歷史缺乏清晰的認識，那么對于學科體系的建立也就存在困難。他提出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對象應該有所拓寬，今后應進一步進行有針對性的研究。

　　浙江大學教授張凱表示，當下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應當基于中國近代學術體系與知識系統(tǒng)形成的實情，在古今中西會通的視野中，基于時代需求，探尋中國文化的本意。在事實和學理的脈絡中，以源流互質的方式克服自說自話式的論調與做法。西方漢學與海外中國學既是了解中國歷史文化與學術演變的外部視角，更是中國近代學術生成的有機組成與參照系。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海外中國學轉型的時間點，歐美學界老中青骨干合作撰寫《中日史學家》，論述中國史學傳統(tǒng)的特質，引領西方學界的中國史學史研究。在海外中國學的演化的脈絡中，考察《中日史學家》的內涵及其影響，既能進一步揭示西方學界對中國史學傳統(tǒng)的論述，更能以中西史學對話為切入點，尋求建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有效路徑。

　　西南大學副教授陳安民對中西學者關于學術反思與歷史研究創(chuàng)新的論述進行考察后，提出史學反思既是歷史撰述的邏輯起點，也是理論和話語生成的途徑，史學反思作為歷史研究的一個部分，直接服務于歷史研究的方向診斷。它的成熟與否，也是歷史學發(fā)展水平的表征。歷史學的創(chuàng)新正是在優(yōu)良傳統(tǒng)的滋養(yǎng)或不良積習的羈絆中，以多種形式或在多個層面逐步實現(xiàn)。簡言之，內容的拓展、方法的更新、解釋的新見、結構體裁的完善、評價的轉換、表述的改進等，皆是創(chuàng)新之途。面對西方經(jīng)典論著和理論方法、話語術語的強勢東來，中國史學話語體系的建設需要決心也要保持耐心和定力，要高度重視歷史學的理論建設，要正視那些未曾延續(xù)或壯大的傳統(tǒng)。

　　山東大學教授陳峰以中國近現(xiàn)代史學史研究切入，探討中國史學史學科學術傳統(tǒng)的創(chuàng)生與衍變。華東師范大學副教授王應憲討論了歷史教育中的學科素養(yǎng)訓練、中國史學史研究的目錄解題取向。華東師范大學副教授王傳以容肇祖在中山大學授課時的《中國史學史》講義為中心展開討論。蘭州大學教授邱鋒以北魏司馬金龍墓出土的漆屏畫為中心，結合東漢至南北朝時期歷史題材畫作的發(fā)展，探討它們與同時期歷史撰述的關聯(lián)互動及其在歷史敘事和知識傳播方面的特點。北京師范大學副教授朱露川在闡釋學視域下從四個方面論述了“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如何回答“中國史學自身理論”。四川大學副教授錢云通過分析梳理明代中前期改修《宋史》風潮的發(fā)展歷程，指出其固然受到政治形勢、意識形態(tài)、史學思想、學術氛圍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但史料擴充對推動改修風潮的作用不容忽視。改修《宋史》風潮中的正史重刊與編纂觀念轉型的互動關系，亦反映出明代史學發(fā)展史中的史書出版、史料擴充的深遠影響。

　　河北大學教授申慧青認為，兩宋時期，君主正統(tǒng)之爭一直是重要的政治議題和歷史議題，以歐陽修為始，歐陽修強調君主應以道德為基礎，而蘇軾的君主論，以“德”而論“統(tǒng)”，輕“正統(tǒng)”而重“君德”，同時，蘇軾認為儒家經(jīng)典中的“堯舜文武之盛徳”的理念才是正道。蘇軾的正統(tǒng)論不僅是對歷史的反思，也是對現(xiàn)實政治的批判。蘇軾的君主論針對的對象多為歷史上的知名君主，君主評價建立在其正統(tǒng)論之上，看似另辟蹊徑，但核心依然是保守和謹慎的。蘇轍《史官助賞罰論》在中國古代史學理論史上首次明確提出并論述了“史權”概念。四川師范大學教授劉開軍提出，蘇轍的“史權”論在思想淵源上有兩個源頭。一是蘇氏家學，二是史官傳統(tǒng)。蘇轍提出的“史權”概念成為后人思考學術與政治的重要起點。舉凡史官（家）的身份獨立意識、史家紀事的嚴正性、史學的批判性和反思性、史學作為一門獨立學問的社會意義等，都能在“史權”理論中得到新的、更深刻的認識。圍繞蘇洵在經(jīng)學、史學方面的成就，四川師范大學博士賈紅霞提出蘇洵對史學高度重視，既有評論史學的文章，亦有評論歷史現(xiàn)象、歷史人物的文章。蘇洵學術以儒為本，融會釋、道及諸子思想，與程氏洛學和王安石新學都不相同，極具鮮明的個人特色。

　　史學是時代的產(chǎn)物，是時代的風向標，是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與會學者表示，堅持優(yōu)良的史學傳統(tǒng)，堅守中國史學本位立場，以時代之問為指引，弘揚時代精神，才能更好地促進中國史學史研究進一步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