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手稿、文獻與社會文化

　日期：2022-09-2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中國社會科學網訊（記者 班曉悅）9月12日，由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西方古典學中心與北京大學人文學部共同舉辦的“語言、手稿、文獻與社會文化——古典與中世紀研究青年論壇”以線上線下結合方式在京舉行。參會專家學者通過研究范式、文獻材料與問題意識的交流，對古希臘、古羅馬、古埃及、拜占庭帝國、中世紀歐洲等多重古代世界進行了深入探索。

歐洲古代文明是人類文明發展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們認識現代世界不可缺少的一環。北京大學西方古典學中心主任彭小瑜在致辭中表示，我國的世界歷史研究，學科基礎較為薄弱，在新中國成立之后才開始有初步的建設和發展。相較于世界近代和現代歷史研究，古典學和中世紀研究在語言訓練、圖書文獻查找等方面面臨更多困難。因此，更需要相關領域的研究者加強學術交流、共享學術信息，以團結協作及不懈奮斗之精神，促進我國古典學和中世紀研究更上層樓。

“普世史”觀念是西方古代史學的重要觀念。“普世史”的撰史傳統誕生于希臘知識精英的視野逐步拓展、希臘與周邊地區的外交關系趨于復雜的社會文化背景。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呂厚量在《帝國早期羅馬史敘述傳統的希臘化與奧古斯丁－奧羅修斯史觀的思想淵源》中提出，狄奧尼修斯和阿庇安兩位羅馬帝國時期的史學家，將當時希臘史學中通行的“普世史”觀念導入了羅馬史的敘述體系，他們對古羅馬共和時代自然災害與內戰的詳細記錄，以及在“普世史”語境下對古羅馬政權采取的批判性立場，被公元5世紀的奧古斯丁、奧羅修斯等基督教史學家所沿襲。同時，種種證據表明，在希臘化－羅馬帝國時代的文化交融浪潮中，希臘文羅馬史中承載的“普世史”觀念早已與其他希臘文化元素一道，同早期基督教文化建立起了千絲萬縷的聯系。

基督教自1世紀傳入羅馬帝國后，經歷了曲折的發展，直到4世紀才獲得合法地位，并對羅馬法產生了重要影響。北京大學希臘研究中心主任陳瑩雪在《古代晚期基督徒的財產處置與羅馬法：以紙草遺書為基礎的考察》中認為，古典時代晚期，基督教“靈魂份額”的財產觀念（通過財產濟貧以救贖靈魂）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這一時期羅馬家庭的財產流動方向，從而影響了4－6世紀羅馬帝國的立法。而基督教的這種財產觀念與帝國立法的相應改變又反映在了普通人的臨終財產處置（即遺囑）之中。

目前，國內學者對古典學的研究，多基于文本進行歷史、（希臘）哲學、文學維度的釋讀，而在出土史料方面，以銘文研究見長，但對于錢幣材料作為史料的研究鮮少。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師資博士后張紅霞在《錢幣材料在中國的古典研究中的作用與意義》中梳理了西方古典學學者將錢幣作為史料研究歷程。在她看來，我們可以借鑒西方學者的研究經驗，從不同的角度來研究作為史料的錢幣，進而豐富我國古典學研究的對象。

諸多希臘化晚期東地中海地區的圣所，都承載了大批文書銘刻，并時有一處銘刻載體上刻有多份文本的現象。德國海德堡大學博士生王班班在《圣所檔案館？多文本銘刻中的權威與行政》中，通過分析德爾斐的雅典圣寶庫與普里埃涅神廟前廊柱等文本銘刻，討論這些銘刻層累的形成過程中的行政運作、單一文本在其中起到何種作用，以及銘刻上各個文本之間、文本與銘刻物質載體之間的聯動。

近年來，關于庇護制模型的適用范圍問題，以及羅馬帝國統治建立過程中的“友誼”概念引起不少學者的注意。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博士后熊宸在《古代羅馬共和國晚期外交關系中的“友誼”修辭》中提出，作為政治概念，“友誼”雖然不像“恩庇”有其神話來源，但在與希臘社會一脈相承的政治文化中卻占據著獨特的思想史地位。

在羅馬統治早期的埃及許多地區，“公共土地”構成了全部耕地中一個可觀的組成部分。美國天主教大學博士生饒悅寧以《羅馬埃及的耕地私有化：財稅制度、土地 分類與經營模式》為題，在既往研究和紙草文書證據的基礎上，探討了政治制度與經濟因素在公共土地私有化過程中的交互作用。

20世紀初，從阿芙羅蒂托村落舊址出土的1000多份紙草為我們提供了橫跨兩個世紀的村莊政治經濟生活史料。法國法蘭西公學院臨時教學科研助理石晨葉通過族譜學的方法，在其《六世紀埃及的基層管理：以阿芙羅蒂托紙草為例》的研究中展示了公元6世紀古代晚期的地方政治管理模式以及政治經濟斗爭之間的關聯。

9－11世紀，修辭學作為拜占庭帝國世俗教育的高階學科，通常僅開設于帝國的首都或主要城市。法國索邦大學博士生褚敏綺在《希臘語抄本 Paris.gr.3032與9－11世紀拜占庭意大利的古典修辭學教育》中提出，即使是在帝國的西部邊疆，即意大利南部的希臘語區，我們也可以看到修辭學教育的痕跡。現藏于法國國家圖書館的希臘語手抄本Paris.gr.3032，是拜占庭時期意大利南部制作與流傳的唯一一部修辭學教材，是當地修辭學教育的獨特見證。

1165年，在神圣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一世的主導下，加洛林王朝的締造者查理曼在亞琛被封為圣徒；不久，一封署名為“祭司約翰”的信開始在歐洲流傳。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李文丹在《查理曼遇上祭司王約翰：12世紀君王紀事的抄本學探源》中認為，在 12、13世紀的抄本中，查理曼史事與《祭司約翰書信》的共同流傳并非與“神圣帝國”觀念顯著相關。其流傳不限于神圣羅馬帝國，法國也是這些抄本的集散地。這些抄本展示了中世紀讀者對亞歷山大傳奇等英雄故事、對博物學、對異域、對圣地、對末世啟示、對歷史著作的廣泛興趣。這些長時段的興趣構成了連接查理曼史事與《祭司約翰書信》的橋梁。

想了解中世紀女性并非易事，因為女性很少直接在史料中留下痕跡。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博士生欒穎新在《托缽修士筆下的13世紀女性日常生活：以法國魯昂道明會<奇跡集>（Miracula rothomagensia）為例》中介紹了中世紀女性的勞動、家庭和育兒，并且展示了女性之間的互助。《奇跡集》本身是道明會修士所寫，是新興的托缽修會到達一個城市后試圖扎根落腳、吸引信徒的嘗試，因而帶有“男性濾鏡”和“修道院濾鏡”，但是我們仍能從中讀出普通女性的聲音。關注不同類型的史料可以幫助我們打開女性史研究的新思路

14世紀在南德道明會修女院次第出現的修女書（vitae sororum）是修女書寫集體史、建立集體身份的方式，也是中世紀值得加強關注的女性書寫材料。德國弗賴堡大學博士生陸瑤在《14－16世紀修女院的文本傳抄與超驗書寫：以南德道明會修女書為例》中通過分析修女書抄本流傳與文獻演變的開放現象，梳理文本如何在抄寫中被拆解、合并、重新編纂，展現中世紀女性的教育環境、書寫參與、作者角色與敘事方法。

通過公元前5世紀的阿提卡瓶畫，我們可以了解希臘紙草書卷的外觀及其在古典時代雅典的使用情況。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古希臘羅馬藝術館前研究員江岸在《阿提卡瓶畫中書卷的再現與文本的可視化》介紹，在瓶畫中，描繪這些書卷的方式多種多樣。有時書卷合攏，掛在墻上或由人握持；有時書卷打開，一部分伸展至畫中的讀者面前。瓶畫對書卷的再現在尺寸、形態和厚度上也各具特色，可能是所繪書卷類型不同或是陶瓶畫家風格偏好所致。

公元前17年的《世紀競賽元老院決議文》以及公元8年前后的《涂麗雅悼詞》，是兩方在羅馬帝國婚姻立法過程中立起的石刻，與婚姻、生育等議題相關。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吳靖遠在《奧古斯都時期石刻里的奧古斯都婚姻法：說服的跡象》中認為，這兩方石刻可以理解為支持與反對婚姻立法人士要試圖說明自己立場、并說服不同立場者的公開嘗試，屬于說服的行為。

科林斯城位于希臘南部，這座古城曾因多次地震而被摧毀，其后又被羅馬人夷為平地，最后在凱撒的命令下重建。在這里既可以看到希臘遺址又可以看到羅馬風格的建筑。此前學界認為，從6世紀開始，科林斯城出現了混亂和被遺棄的情況。英國雅典學院博士后羅薩娜·瓦倫特（Rossana Valente）在《中世紀科林斯城的興起：在考古和文學之間》中認為，近幾十年對科林斯城的系統性考古發掘，為我們提供了大量關于中世紀時期科林斯城的數據，可以在此基礎上對這一時期的城市地形和社會經濟結構提出另一種更清晰的歷史重建。種種證據表明，在7世紀末和8世紀，科林斯城仍然是一個城市化中心。

古希臘文學是西方文學的源頭，對歐洲乃至世界文學的發展影響深遠。學界普遍認為，有兩大里程碑事件使古希臘文學存續至今：其一，是9世紀小寫字母在地中海東部被發明使用，使希臘字母字形更加緊致，提高了希臘語的實用性；其二，是15世紀活版印刷技術在意大利城邦的普及應用，使《荷馬史詩》等古希臘文學作品得以大量印刷，從而流傳于世。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爾灣分校希臘語言寶庫數據庫專職研究員埃利亞斯·佩特魯（Elias Petrou）在《中世紀的希臘古典文學研究：以14－15世紀的希臘語教科書與手稿為例》中提出，14－15世紀古希臘文獻的西遷，應被視為第三個里程碑事件，在古希臘文學作品的搶救、保存與延續方面，其與兩大里程碑事件同等重要，為地中海東部與西部架起了一座知識傳播的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