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挖掘史料拓展中國抗戰史研究
日期：2022-08-08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聯合并團結了東亞一切抗日力量，共同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其中，中朝抗日力量的并肩作戰，既書寫了兩國人民克敵制勝的光輝篇章，也成為戰后東亞新秩序的重要歷史根基。以往對此段歷史的研究，尚未深入考察朝鮮志士對中國抗戰的書寫與認知。近年來，隨著該時期朝鮮人在華創辦的報刊資料不斷得到挖掘和整理出版，不僅使得從他者視角更加充分地闡釋東亞抗日敘事成為可能，而且有助于進一步發掘中國抗戰的重大意義。
第一，推進抗戰研究的新史料。1910年日本公然吞并朝鮮半島后，眾多朝鮮愛國志士不得已流亡中國開展獨立運動。在漫長而艱苦的抗日戰爭中，他們憑借精通中文的語言優勢，在華創辦報刊多達30余種，不僅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抗日輿論，而且書寫了充滿朝鮮特色的抗日敘事。這些報刊深刻揭露了日本侵略東亞的野蠻行徑，詳細報道了中朝乃至東亞聯合抗日的英勇事跡，明確闡述了朝鮮方面的抗日理念和對中外局勢的見解，是拓展抗戰史研究的珍貴資料。
由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主要成員于1930年1月創設的韓國獨立黨，曾先后發行《上海新聞》《韓聲》《震光》《韓國獨立黨黨報》《通告》《獨立評論》等報刊。由朝鮮共產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人士于1932年1月組成的韓國革命黨，曾發行《革命公論》。由5個朝鮮政黨于1935年7月統合而成的朝鮮民族革命黨，曾陸續發行《民族革命黨黨報》《民族革命》《我們的生活》《我們的路》《前途》《我們通訊》等報刊。在金九主導下于1935年11月成立的韓國國民黨，曾發行《韓民》《韓青》《前線》等報刊。由朝鮮左右翼政黨、團體于1937年12月聯合組成的朝鮮民族戰線聯盟，曾發行《朝鮮民族戰線》。
除政黨、聯盟之外，朝鮮武裝力量還創辦了多種報刊。1938年10月，在中國共產黨的大力支持下，關內地區最早的軍事團體朝鮮義勇隊順利成立。該軍隊本部與分隊曾陸續發行《朝鮮義勇隊通訊》《朝鮮義勇隊》《東方戰友》《戰鼓》《戰崗》《內外消息》《華中通訊》《江南通訊》等報刊。與此同時，韓國青年戰地工作隊與韓國光復軍也曾發行《韓國青年》《光復》等報刊。
第二，豐富東亞敘事的新視角。作為日本侵略東亞的受害者和東亞抗日斗爭的先鋒隊，朝鮮志士在上述報刊資料中，不僅結合親身經歷控訴日本侵略東亞的種種罪行，而且積極聯合中國大陸、臺灣地區和東亞的一切抗日力量，為從東亞內部考察抗戰提供了新視角。
在日本侵略東亞方面，朝鮮志士早在七七事變之前，就已認清日本侵略朝鮮半島的最終目的在于占有地大物博的中國。在他們看來，日本為征服整個中國，不惜發動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通過徹底吞并朝鮮半島，打通侵略中國大陸的必經之路。因此，他們不斷強調“韓亡中危”的因果關系以及朝鮮半島對中國大陸的藩籬意義。
他們還密切關注日本殖民中國臺灣地區與侵略東南亞的情況，通過與朝鮮半島作對比，揭露日本殖民者在“親善”“防共”口號下對東亞的陰謀和暴行。對于日本殖民者宣傳的“東亞新秩序”，他們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該秩序以主奴關系為基礎，屠殺、壓迫、饑餓、流浪是其顯著特征，與東亞人民真正需要的和平秩序完全相悖。
在東亞抗戰方面，朝鮮志士尤為注重與中國大陸、臺灣地區的聯合。他們從關系密切性的角度，強調兩國在地理、歷史、文化上具有休戚相關的命運；從革命共同性的角度，指出兩國都在追求自主獨立、民權政治與平等經濟；從利益共同性的角度，認為中國抗戰的成敗直接關乎朝鮮半島的解放，而朝鮮革命力量的作為，有助于中國抗戰的最終勝利。
對于中國臺灣地區，他們深信無論從歷史還是時勢來看，其解放運動都自然地構成中華民族革命的一部分，故號召更多臺胞直接參加祖國抗戰。1939年2月臺灣義勇隊的成立，讓他們更加篤信，建立一條包圍日本法西斯的聯合戰線，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由此，開始倡導創設東方被壓迫民族的聯盟機構，進而加速日本帝國主義的總崩潰。
第三，探究抗戰意義的新路徑。與短暫訪華的西方記者不同，長期僑居中國的朝鮮志士作為“內部的他者”，不僅更為直觀、真切地目睹了中國抗戰的實況，而且更早、更深刻地認識到抗戰對中國、東亞乃至世界的重大意義。
對中國而言，全面抗戰被朝鮮志士視為中華民族覺醒與中國復興的開端。他們認為，中國自此劃出了時代的大鴻溝，過去一切腐化的怪象在戰火洗禮下被沖刷殆盡。金若山有感于中國軍民團結一致共同抗日的義舉，在《告朝鮮國內革命同志書》一文中，贊頌中華民族具有三個“偉大性”：一是有偉大的團結力量；二是有偉大的犧牲精神；三是有偉大的動員力量。
對東亞而言，朝鮮志士認為，中國抗戰不僅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獨霸東亞的迷夢，而且堅定了東亞各民族爭取獨立的信念，徹底打開了東方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之路。正如署名“健宇”的朝鮮人在《中韓民族抗日聯合戰線問題》一文中所強調：“目前中國民族光榮偉大的抗日戰爭，不僅增大了國際的信任，確保東方被壓迫民族解放革命戰線內的中心勢力，同時中國的抗戰勢力，對鄰邦弱少民族解放運動，給與偉大的革命沖動，并且占在領導的地位。”
對世界而言，朝鮮志士多次強調，作為世界反侵略陣線的先鋒隊，中國的抗戰并非僅為本國主權而戰，更為世界公共正義而奮斗。它打破了法西斯勢力統治世界的妄想，間接保障了英、美、法等國家的利益，切實扶助了弱小民族的解放獨立，為恢復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貢獻。
第四，重審戰后格局的新線索。在抗戰接近尾聲之時，朝鮮志士與其他反侵略同盟國家的人民一樣，憧憬著戰后的新世界，并提出了許多建設性構想。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他們的構想既立足于對中國的深入了解，又飽含著并肩作戰的盟友情誼，為重審戰后東亞與世界新秩序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線索。
朝鮮志士在暢想東亞的美好未來時，已經預測到戰后將會出現空前的劇變，即日本的沒落與中國的再生。中朝兩國人民多年來患難與共、浴血奮戰的聯合抗日經歷，讓他們相信中國在主導東亞形勢的時候，必然會維護其他國家的利益。出于這種預測與信任，朝鮮志士不僅希望中國能夠保證戰后朝鮮半島的獨立，更期盼中國能夠肩負起領導弱小民族實現解放的歷史重任。
他們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巴黎和會的教訓，認為不能把朝鮮的命運完全托付于西方大國，而是希望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共同組成聯合機構，在統一的指揮下，實現民族自決。金光曾在《戰后世界改造與中國的領導責任》中指出：“由中國以民族自決號召弱小民族動員，必可得到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歡迎與響應。尤其中國在這四年抗戰當中，國際地位日趨提高，對于這次大戰貢獻極大，將來召集和平會議，處理世界問題的時候，必定取得最有力的發言資格。因此，由中國負起領導弱小民族這一偉大的歷史使命，是至為適當的。”李雄也在《論中國承認韓國臨時政府》中主張，“現在中華民族站在世界潮流的前面，號召弱小民族，一面殲滅暴力，一面推行民族自決，這不僅是中華民族的榮譽，對于全世界人類，確有千秋萬代不可磨滅的偉大貢獻”。
承載著朝鮮志士的信任與期待，中國在開羅會議期間力主戰后恢復朝鮮半島的獨立，并推動該條目寫入《開羅宣言》，為戰后朝鮮半島走向獨立提供了重要的法理依據。中國在《聯合國憲章》的制定過程中，始終堅持為弱小民族發聲，支持托管領土朝著獨立或建立自治政府的方向發展，以實際行動加速了世界非殖民化進程。
總而言之，朝鮮抗日復國志士在中國創辦的報刊資料，既是珍貴的歷史記錄，也是豐富的思想寶庫，有助于推動東亞和國際社會充分認識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史地位與重要意義。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韓國獨立運動時期‘聯中抗日’思潮研究”（21CSS022）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