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掘經典小說歷久彌新的魅力
日期：2022-07-18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在世界文學寶庫中，中國小說文學獨樹一幟。從先秦神話傳說、六朝志人與志怪小說、唐代傳奇，到宋元話本、明清章回小說，再到“五四”以來的現代小說，絢麗多彩的中國小說文學花園吸引了無數文學愛好者與研究者。在山東大學文學院日前主辦的“中國小說論壇2022”上，與會學者從文獻考證、敘事特征、人物塑造等角度，探討了我國不同時期小說文學的魅力。
堅持考論結合
我國古代小說在抄印、流傳過程中，同一部小說形成了不同傳世版本，不同版本之間的差異往往影響對作品的理解。因此，文獻考證通常被視為古典文學研究的基礎。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是基礎工程，卻不是文學研究的旨歸。版本研究要與作品的思想、藝術的研究結合起來才有價值。如《三國演義》的不同版本差異、不同版本的改動，往往反映了成書背景、改編者的創作意圖、價值理念等。基于這些案例的考察，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齊裕焜認為，考證派的版本研究是有價值的基礎工程，但同時，我們還需要在考證基礎上進行考論，以深化對作品的理解。
盡管小說的創作敘事帶有虛構性，但作者卻并非絕對地“置身事外”。美國文學理論家韋恩·布斯曾提出“隱含作者”這一概念，旨在強調作者人格或意識在小說敘事文本中的體現。“對小說作者的考證與作品的解讀，可以相互印證。”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袁世碩認為，小說作品反映了作者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以及生活經歷、認識和感受等。對于古典文學作家研究而言，除了詩文以外，小說作品同樣可以作為研究作家思想和生平事跡的依據。針對羅貫中籍貫之爭，袁世碩認為，《水滸傳》《三國演義》的大量敘事細節表明，羅貫中應為山東東原（今山東東平）人。
談到對我國古典小說作品的研究心得，齊裕焜以《三國演義》的研究為例，提出研究者應關注歷史原貌，重視版本比較，關注話本、戲曲等其他藝術作品，重視后世評注，注意作品在小說史、文學史中的地位。
揭示敘事特征
我國古典小說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獨特的敘事風格，其中既有文人創作的貢獻，也不乏民間傳承的智慧。廣州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紀德君在研究《水滸傳》的敘事特點時發現，我國古代白話小說是從說唱文學中脫胎而來的。長期以來，學者們容易忽視它們的口頭敘事特征。對《水滸傳》的研究應該將其重新放回其賴以生成的口頭傳統中，與民間“說話”關聯起來。《水滸傳》的口頭敘事具有韻文散語的因襲套用、人物形象的描述與提升、主題與范式的靈活運用等特點。
研究我國古代小說人物時，不僅要進行藝術形象分析，也要關注人物在小說中承擔的敘事功能，兼顧人物與敘事之間的內在聯系，闡發古代小說人物敘事的本土性藝術特征，以拓展我國古代小說敘事研究的空間。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教授魏崇新看來，宋江是《水滸傳》的核心人物，在小說中起著聯系人物、鏈接情節、貫通結構、表達“忠義”主題的作用，其人生軌跡與小說敘事進程形成了一種順向同構關系，構成了小說敘事結構的主線。因此可以說，宋江這一人物具有敘事中樞功能，具體包含“江湖敘事的聚合功能”“梁山敘事的導航功能”等。
在我國文學藝術中，敘事與寫人形成兩道文本審美風景。我國古典小說在流傳過程中所融入的以序跋和評點為主的小說評語，對此多有評述。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李桂奎認為，小說評語多由各種文學藝術評說術語援引借用而來，以傳達敘事與寫人美感為主。這些寫人評賞，常以“傳神寫照”及其相關術語為圭臬，介于“形”“神”二者之間的“態”“心”等要素，超乎“形”“神”二者的“象”“影”以及“性格”“情理”等要素，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均應成為我國寫人文論的重要內容和有機構成。
走向現代轉型
近代以來，我國古典小說經歷了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通過與古代文學對比，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張志忠認為，我國近現代小說是目的論引導的文學現象，如革命小說推動著社會民眾的精神世界改造，魯迅先生的小說意在改造國民性、喚醒民眾，成為抵御外來侵略、實現民族復興的重要輿論與宣傳工具。在這種語境下，現當代小說積極關注現實，參與社會運動。
近現代中華民族的苦難經歷，也成為我國當代小說的主要題材。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王洪岳重點考察了當代作家吳文莉的長篇小說《葉落長安》。這部小說寫出了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強韌生命力，同時塑造了一大批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小說充分體現了作者直面苦難民族歷史的勇氣、想象或還原歷史真實的描寫功夫、敘述和對話的精湛把控力，從而使其作品體現出獨具特色的藝術品格。
一些當代優秀小說作品的海外翻譯現象引起學者關注。山東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寧明認為，翻譯不是一個孤立的活動，需要在多元文化系統中進行考察。作品自身的藝術品格、作家對待譯介的態度，會影響譯者和出版社對作品的選擇和翻譯。譯者的文學素養、翻譯策略、翻譯水平，以及出版社的商業利益，乃至譯入語文化要素等，會直接影響譯作對原作內容的選擇、刪減和改寫等。最終建構的譯作能否被讀者接受，則受多種因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