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工作需要新思維
日期：2022-07-01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2022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是指導我國新時代古籍工作的綱領性文件，對相關單位和行業產生了很大影響，引發了熱烈學習和討論。筆者從古籍整理出版的角度，談一談對《意見》的認識。
《意見》分為5部分18條，這5部分講的分別是總體要求、完善體系、提升質量、加快利用和強化保障。第3部分“提升古籍工作質量”應視為《意見》的核心和基礎，其中第8條為“提升古籍整理研究和編輯出版能力”，值得仔細研讀。下面，我們試對第8條的前半部分作逐句分析和解讀。
古籍整理出版要提高針對性
《意見》指出：“根據不同類型古籍的具體情況，有針對性地做好整理研究和編輯出版，防止低水平重復。”什么是“不同類型古籍的具體情況”？就是說古籍的內容豐富多樣、種類不同，重要性也不一樣，此前針對這些古籍的整理研究和編輯出版情況也不一樣，要分出輕重緩急，對于此古籍在中華傳統文化中的位置坐標、歷史地位和影響、當下需求的緊迫程度，要有充分調查和清晰定位。概括地說，就是要先做好調查研究，如《意見》第9條所說的，要做好“分類分層次整理出版”。它是一流作品，還是其他層次的？它是未經過科學規范整理的作品，還是被反復整理，甚至被偽整理的作品？它是需要做注釋或今譯，還是有點校即可，或直接影印就可以？怎樣做才是適合它的整理方式？或者可以后出轉精，或者可提供一個填補目前空白的整理本形態？這與做課題研究一樣，要先把學術研究狀況等都摸清楚，然后才談得到接下來工作的科學性和有效性，特別是提高針對性，也就是第二句所說的：“有針對性地做好整理研究和編輯出版。”這里的關鍵詞是“針對性”，這是從正面強調和引導。后面一句 “防止低水平重復”，是從反面警示和提醒。就是說，整理研究和編輯出版要做到真有價值，既不要閉門造車，以免與已有的成果撞車，更不要出于盈利目的或個人的算計，造成有意的重復。
“根據不同類型古籍的具體情況，有針對性地做好整理研究和編輯出版”，如果具體到古籍出版，就是強調要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做好規劃：古籍的各個門類里有哪些重要的基礎典籍，哪些做了整理，哪些還沒有做；在整理的典籍里，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在整理得比較好的典籍里，還有沒有提高的空間，或有無空間在整理方式、底本校本特色、內容深淺、產品形態等方面做出差異化；如果還有出版的空間，誰對這本典籍研究有素？他先前的研究成果有哪些、質量如何？古文獻的功底怎樣、治學特色如何？如果此人不能勝任，還可以考慮誰？站在出版社的角度，就是一定要做規劃和計劃，不僅要求對古籍本身熟悉，還要求對出版狀況和學界的活躍學者與研究動態熟悉，掌握主動性。只有這樣，才能慢慢建立自己的主陣地和品牌產品，“結硬寨，打呆仗”，逐漸積小勝成大勝。
加強傳世文獻系統性整理出版
《意見》第8條接下來的4句話，每一句皆有深意。“加強傳世文獻系統性整理出版”，關鍵詞是“系統性”。對于傳世文獻的整理出版，必須有系統性考慮，比如經、史、子、集四部，不能有太明顯的畸輕畸重；再比如集部，從先秦到明清，不同時代的作品應該兼顧；在同一時代，詩詞曲文的不同文體亦需考慮，代表作品各有哪些，重要的別集、總集、選本有哪些……這就是系統性。比如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目前已經出到100多種，但是唐宋八大家的作品至今還沒有出全。中華書局還有一套“理學叢書”，一些重要品種長期缺乏，如“北宋五子”，《二程集》《張載集》《周敦頤集》早就出版了，但是一直缺《邵雍集》；又如“陸王心學”的代表作品，《陸九淵集》早就出版了，但王守仁（陽明）的集子一直闕如。前些年，上述缺憾才得以彌補。系統性思維，就是要在通盤考慮的前提下，抓住和解決關鍵問題。當幾個選題出現在面前時，能立刻判斷出什么是“這個可以有”，什么是“這個不能沒有”。“這個可以有”的選題，是壯大產品聲勢和規模的，而“這個不能沒有”的選題，卻是該產品系列中的棋眼，沒有它則處處窒礙，有了它則滿盤皆活。
回望幾十年來傳世文獻的整理出版，如果說系統性上還有明顯的薄弱環節，自然科學古籍的整理出版需要補的課還比較多。這主要是因為此類古籍比較專業，而一般從事古籍整理研究的人多是文科背景，不太懂自然科學古籍的內容；而專門從事自然科學史研究的群體太小，且其主要精力是利用資料做研究，有意識地從事古籍整理的學者鳳毛麟角。從長期來看，這一狀況無法滿足我們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需要。
推進基礎古籍深度整理出版
“推進基礎古籍深度整理出版”，是接著上一句“加強傳世文獻系統性整理出版”而說的。“基礎古籍”對于“傳世文獻”而言，強調的是“基礎”，這些古籍在傳世文獻中居于基礎、根本和核心地位；“深度”是對于“系統性”而言，如果說傳世文獻的整理出版要考慮系統性，那么基礎古籍的整理出版必須要有深度。所謂“深度”，并不是越深越好，而是指針對基礎古籍的重要性，在整理方式和呈現形式上要體現出差異化，可以有不同的產品層次和立體化。比如《史記》《論語》《古文觀止》《莊子》，這樣的古籍，有十幾種、幾十種整理的版本并不算多，根據讀者對象的不同（比如中學生、城市年輕白領、專業研究者、一般文史愛好者、老年群體等），根據理解能力和實際需求的不同，在內容的深淺、說解的難易程度、資料的詳略、板塊的設置、附錄和增值內容的多寡等方面，可以各有特色、各擅勝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基礎古籍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主要載體。要圍繞基礎古籍精耕細作，把新發現的材料或版本、新的研究成果吸收進來，把作者的研究心得體現出來，在撰寫前言和作注釋、評析時注意融入時代精神，不斷與時俱進、推陳出新。基礎古籍的整理出版更要堅持學術和專業性優先，確保學風嚴謹、知識準確、質量可靠，確保每一個整理本都有其獨特的價值和不可替代性。
加快出土文獻成果出版利用
《意見》指出，要“加快出土文獻整理研究成果出版利用”。針對出土文獻，關鍵詞是“出版”和“利用”。出土文獻的大宗是甲骨文、金文、簡牘和墓志，廣義的出土文獻還包括璽印、封泥、錢幣、陶文、鏡銘、磚瓦、漆器、繒帛、地上碑刻等各種材質上的文字材料，以及稍為晚近的敦煌文獻、吐魯番文書、黑水城文獻等。近些年尤為活躍的是戰國秦漢簡牘的整理和出版，除了正規挖掘出土的之外，也有從海外市場購買和入藏的。應該說近年來簡牘的整理和出版日益正規，運用了紅外掃描等技術，圖片處理和版面設計更精細和科學，整理質量和出版速度較之前都有提高，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是，也要看到存在的不足，就是過于注意新發現或新發布的材料，帶來一些浮躁、趨利等不良現象。回過頭來總結和反思，新材料到底帶來了什么助益？提供了哪些新認識？解決了學術上的什么難題？在具體的個案問題研究基礎上，我們還缺少通貫的、綜合性的研究；很多選題過于細碎，雖不能說毫無價值，但價值和意義確實有限，難以再提高一個層次，放在稍微宏觀一些的視角下來審視，更不要提在文明史、整體史的框架下來考察它。這也就決定了出土文獻的整理研究看似很熱鬧，但是很難出圈；出土文獻的出版物定價太高、印數太少。《意見》在這里還特別強調了出土文獻的利用問題。出土文獻的功用何在？對傳世文獻形成了哪些有益的補充？這是難以回避的問題。
推進古籍文獻集成性整理出版
這里的關鍵詞是“集成性”。既有通代專題文獻的集成性，也有斷代文獻的集成性。自1958年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立以來，60多年間，古籍整理出版取得了顯著成績，很多經典都已經得到整理。在此基礎上，應該考慮通代或斷代的集成性的整理項目。通代的專題文獻方面，我們已經做過不少，如《琴曲集成》《古本戲曲叢刊》《海外中醫珍善本古籍叢刊》《歷代筆記小說大觀》等，但是以影印的居多，排印和深度整理的較少，《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可以算一個代表；斷代的集成性項目，情況要好得多，自清人的《全唐詩》《全唐文》以下，近人從事的總括一代詩、詞、文、曲、筆記、賦等的帶“全”字的項目，已經蔚為大觀。不難看出，帶集成性的整理出版項目，多是偏文學方面的，其他學科或專業方面的還比較少，在開展中的有儒藏、子藏、子海等。后面再開展此類項目時，應該考慮學科的均衡和時代的均衡，既要力避重復，也需要有人敢啃硬骨頭。比如“敦煌文獻合集”項目從20世紀90年代啟動以來，迄今僅出版了經部文獻，另外三部還遙遙無期。我們知道項目難度很大，承擔斯役者付出很多，期待在不久的將來能看到突破性進展。再如《甲骨文合集》出版至今已逾40年，其間新發掘和公布的甲骨資料不勝枚舉，有學者已經在做新的甲骨全編，就是適應時代變化和學術發展的必要之舉。我們期待早日看到相應的成果。
（作者系中華書局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