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漢籍之路”到“史家注史”
日期：2022-07-01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2022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這是繼1981年《中共中央關于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發出41年后又一次針對古籍工作印發的指導性文件，對全面開展新時代古籍工作意義重大。我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學習、工作將近40年，古籍整理一直是我潛心篤行的學術事業。我先后參與并主持了國家大型古籍項目《今注本二十四史》《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纂工作，個中甘苦，略知一二，同時也有一點思考與體悟。
古籍整理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學問
古籍整理最能凸顯中國傳統學術的特色。自孔子以來，對舊典籍的綴合、整理、詮釋一直是中國學術發展的主體形態，這是與西方的不同之處。我們今天所見古希臘、古羅馬一本本皇皇巨著，在中世紀，其母本大多被譯成阿拉伯語才得以傳承，可以說是伊斯蘭文化遺存。后來，這些著作又被譯成拉丁語等西方語言，才得以傳揚。重譯獻典，肯定會有誤會、增刪等諸多問題。但是，西方的學術似乎沒有給予審慎的關顧，以至于有人認為西方古典文明的文獻基礎不太牢靠。
與西方迥然相異，古籍整理一直是中國學術的主體。孔子是中國最著名的文化人物，被視為“天之木鐸”，是上蒼派來的宣揚教化的使者。孔子是如何宣揚教化的？他所做的基礎工作便是整理典籍。《論語·子罕》記載孔子說：“吾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意思是我從衛國返回到魯國后，樂才得到整理，《詩經》雅、頌樂詩才得以歸類。制禮作樂，移風易俗，禮與樂都是教化的工具。我們讀《史記·孔子世家》，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志向是傳承周代文化。他聲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并以“韋編三絕”的精神從事典籍整理。中國文化最著名的典籍如《尚書》《詩經》《周易》《春秋》等都不是孔子撰寫的，但都是孔子整理編纂的。
也許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理解古籍整理是中國傳統學術的特色。首先，古籍是中華文化最寶貴的遺產，是連接古今的橋梁，所以古籍整理是賡續中華文脈的工作。其次，古籍的分類不同，按學科門類，可以分為經史子集。《域外漢籍珍本文庫》就是遵照這種最傳統、最普遍的四部分類方法分類的。我們去國外圖書館訪書，發現它們的漢文古籍也以四部分類。當然，如果按內容屬性，古籍也可以分為義理之學、考據之學及辭章之學。最后，治學方法迥異。如訓詁、箋注、輯佚、版本、目錄等，并把這種治學當作中國學問的基礎。張之洞在《書目答問》中說：“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由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他主張從訓詁文字入手研讀經史。
此外，這種學術特色對整個東亞影響極巨且深。漢字是東亞古代普遍使用的文字。在《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的編纂過程中，我們發現古代日本、朝鮮半島、越南等地的學術演化，與中國基本相同。
蘊含優秀傳統文化價值觀
1981年，《中共中央關于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產繼承下來，是一項十分重要的、關系到子孫后代的工作。”
為什么說古籍是國家的寶貴文化遺產，是因為其中蘊含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觀。與其他文明和文化略顯不同，傳統的中國人更關注日常倫理與社會綱常，更尊重傳統與習慣。《尚書》是我國最早的古籍，其中有一篇叫《洪范》，記載周武王向商代遺臣箕子咨詢治國安民之道，他們都用了一個詞語叫作“彝倫”，意思是常理、常道。箕子說：“天乃錫禹洪范九疇，彝倫攸敘。”意思是夏朝時，上蒼賜給禹了九種大法，用倫常之道來安定天下。這就是所謂的“彝倫攸敘”。正是因為對日常倫理的重視，所以，中國傳統道德一直圍繞著“仁義禮智信”來發散。《三字經》說“曰仁義，禮智信，此五常，不容紊”。五常是人應該擁有的五種基本德行。孔子最早提出“仁”和“禮”，孟子著重強調了“義”與“智”，到董仲舒擴展為“仁、義、禮、智、信”，稱為“五常”。這“五常”貫穿于中華倫理道德的發展中，成為中國傳統價值體系中的核心因素。這些核心價值觀念，在中國政治觀念中衍生出“德主刑輔”的治國理念，在中國的社會觀念中孕育出“天下太平”的國家理想。
《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站位更高、目視更遠。《意見》指出“堅持守正創新，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服務當代、面向未來，進一步激發古籍事業發展活力”。古籍整理絕不是學者們在象牙塔里文心雕龍，而是傳承中華文脈、堅守中國價值觀、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宏偉事業。
古籍整理關乎國家文化安全
如果說古籍整理關乎國家文化安全，或會覺得有些牽強。其實，真正投身于古籍整理工作，這種感受還是比較真切的。
宏觀一點講，古籍是中華文化的結晶。毫無疑問，古籍整理關乎文化的“存亡繼絕”。它不僅可以向世界展示輝煌燦爛的中華文化，更重要的是要人們能把握住民族發展的脈絡，保護好有中國特色的學術與價值觀念。所以，《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指出：“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產保護好、傳承好、發展好，對賡續中華文脈、弘揚民族精神、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具有重要意義。”
具體一點講，古籍的很多記述涉及國家的疆域、領土與民族的歸屬。我們在《域外漢籍珍本文庫》項目學術考察中發現，有些庋藏在域外的漢籍，因涉及這些問題，便被刪改或封存。如琉球最重要的歷史文獻《歷代寶案》，是琉球國首里王府的外交文檔，后經當地學者編纂成書。此書以漢文書寫，后被日本明治政府侵掠，將正本轉至日本東京的內務省收藏，只有民間手抄本輾轉存放于琉球等地。現在，我們已經無法看到原本，只能看到日本人的整理本，比照臺灣所藏的抄本，彼此差異較多，日本人的整理本有故意模糊琉球與中國的朝貢關系之嫌。又如前些年，中國南海問題沸沸揚揚的時候，我們曾到法國遠東學院考察漢籍。此學院原在越南，后遷回巴黎，收藏很多古代漢字文獻與輿圖，或可以從中搜尋到中國南海歷史性權利的證據。
古籍整理需要理論思考
這些年來，我們一直致力于古籍整理工作。《今注本二十四史》與《域外漢籍珍本文庫》均是國家重大文化項目工程，寫入《國家文化發展綱要》。在編纂過程中，我們感覺到，古籍整理其實不是簡單的歸類整飭、復制描潤、校勘標點、注釋索引，不應該把史料與研究分開，而應該小處著手，大處著眼，要從文獻材料出發，進行一些理論思考。
嘉惠學林、溉汲漢學的《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的編纂從2003年到2018年，歷經15個春秋。這部特大型叢書已全部出版，一套800余本，收集了近3000種國內圖書館所未見的漢籍珍本。域外漢籍文獻內容宏富且彌足珍貴，是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資料，也是探究中外文化歷史姻緣的核心資料，更是構建東亞漢文化圈整體研究的基礎資料。
在這部書的編纂過程中，基于具體的學術實踐，我們進行了一些思考。比如，關于“漢籍”的概念，我們認為，不應該簡單從民族視角來理解，而應該從文化視角來解釋。漢籍不能狹隘地看作漢民族即中國的古籍，而應該更寬泛地理解為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用漢字寫就的作品。對漢籍這一概念的訂正，極大地拓寬了域外漢籍的研究視野；也給飄零在世界各地的漢籍找到了歸屬感。這種思考得到了域外漢籍學界的認同。
再如，我們在《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的編纂中，提出了“漢籍之路”這一概念。19世紀末，德國學者李希霍芬提出“絲綢之路”這一概念，成為打開中外交流史研究大門的鑰匙。近年來，在我們編纂域外漢籍的學術實踐中，逐漸發現了這一概念的局限。這是因為，中外經濟交流與文化交流的路線并不完全是重合的，或許用“漢籍之路”來描述古代中外文化交流更為準確。以古代東亞漢籍文化交流諸個案為例，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源流與脈絡。漢字是古代東亞基本的語素文字，以漢字為基本符號的漢籍不僅承載了中國文化的記憶與輝煌，也承載了東亞其他國家的文化記憶，更是東亞各國文化交流的記述者和見證者。毫無疑問，漢籍傳播的形式和道路，無法同傳統意義上的絲綢之路重合，而這方面的工作又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內容。這樣，突破絲綢之路的傳統思路，構建研究中國文化傳播與交流新的理論模式，也就成為必然要求。絲綢之路是一條商貿道路，漢籍之路是一條文化道路。
覃思卅年、精心結撰的《今注本二十四史》，卷帙浩繁，規模龐大，全書共計1.4億字，600余本，現已編纂出版18種。這個文化工程項目的編纂主要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學人擔綱，先后匯集了全國各高校300余名史學家共襄盛舉。自1994年開筆以來，已近30個春秋，其中20位主編已經去世，令人悲痛。《今注本二十四史》是一項有重大意義的學術活動，是對古代正史全面系統的整理，鉤深致遠，體大事重。在編纂《今注本二十四史》的實踐過程中，我們思考并倡導“史家注史”的原則，以打造本書獨特的學術標志。為典籍作注一般是文獻學者的工作，但《今注本二十四史》的編纂，我們主要聘請的是歷史學者。與文獻學者關注字詞正音與釋義不同，歷史學者更關注史實的正誤與疏通、史料的增益與訂補。關于“史家注史”或可做如下理解。
其一，文本正誤。《史記·夏本紀》有關于太康失國的記述，就五個字“帝太康失國”，舊注也十分簡單，《今注本史記》則援引《離騷》《逸周書》《國語》《韓非子》等多種史料疏通文本，為繼續討論古代傳說的演變提供了可能。又《漢書·文帝紀》的“養老令”記述漢文帝要給八十歲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一石米、肉二十斤、酒五斗。在兩千年前的漢朝能有這么高的福利是不現實的，注釋中發現“月”字可能是衍文，應該是一次性的賞賜。一個字改變了我們對漢文帝的評價，也改變了對中國古代養老文化的評價。
其二，文義疏通。文義的疏通，主要是通過注釋，將文本滯塞之處化解，為讀者提供精要而準確的解釋。《今注本三國志·后主傳》記載，關羽死后，被追謚為“壯繆侯”。后世誤以為“繆”為惡謚，其實此處“繆”通“穆”，《謚法》“布德執義曰穆”。清乾隆皇帝曾改“壯繆”為“忠義”，故殿本作“忠義”。又《南史·陳武帝》記梁敬帝封陳霸先為陳公的詔策，有“乞活類馬騰之軍”句，語意費解。此語又見《陳書》。有學者將其中的馬騰注解為漢末西涼軍閥馬騰，本書的注釋從“乞活”一詞入手，考證此馬騰當指晉之宗室司馬騰，《晉書》卷三七有附傳。文中之“馬騰”是司馬騰的省稱。乞活，意思是到有糧的地方就食求生。
其三，史料增益。銓選可靠的文獻、以注釋的形式為正文做史料補充，是傳統史家注史的主要工作。裴松之注《三國志》補充的大量史料，早已與文本合為一體，成為《三國志》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今注本漢書·東方朔傳》從類書中爬梳出已佚散的《東方朔傳》的史料，并將其補充到注文之中。這種例證在《今注本》比比皆是。
其四，圖像證史。以文物圖像資料做圖釋，一可以作為考論史實的證據，二可以清楚表達一些文字難以描述的復雜內容。《今注本史記·天官書》附大量考古出土的星象圖；《今注本后漢書·輿服志》則根據考古出土的畫像、造像、實物，與文獻記述比較，繪制了大量圖像，以圖釋文。如此這般，抑或是“史家注史”方法的創新。
這些年來，歷史研究有些學科呈現碎片化的趨勢，歷史研究多變成古籍文獻會要。同樣古籍整理也稍顯零碎，缺乏必要的理論考量與方法創新。其實，古籍工作者不是補鍋匠，不能僅僅做補苴罅漏工作。板凳坐得十年冷，成文自足一家言。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