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兵學發展脈絡

　　孔子說：“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即軍事始終是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左傳》講“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即對一個古代國家來說，有兩件核心的大事：第一是祭祀，借溝通天人之形式，論證這個政權的合法性和神圣性；第二就是戰爭，保衛自己國家，開拓疆土，在激烈而殘酷的競爭中生存下去。從這個意義上講，東西方都是一樣的。

　　軍事是中外歷史重要組成部分

　　軍事在歷史進程中占有主導地位，乃是基本常識。這一點反映在以下方面。

　　第一，軍事技術是社會生產力和技術水平的衡量標準，最先進的生產力大多率先應用在軍事領域的。《國語·齊語》說“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管子小問》講“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都是用于軍事領域。當今世界也是如此，最先進的工藝、技術往往發軔于軍事領域。

　　第二，東西方很多重要的社會制度萌芽于軍事領域。例如各種管理體制，包括連坐制、保甲制、軍功爵（后演變成民爵），都是誕生于軍隊，然后推廣到社會上。

　　第三，東西方歷史上改革的中心命題通常是以軍事為導向的。如商鞅變法中的“尚首功”，王安石變法中“保甲”“將兵”等強兵措施等。戰國時，趙武靈王進行的“胡服騎射”則是純粹的軍事改革，進而帶動了整個社會的變革。中國歷史上所謂的加強中央集權，關鍵是加強君主對軍權的控制，如“虎符發兵制”“杯酒釋兵權”，朱元璋以“五軍都督府”代替“大都督府”，清代的“軍機處”等。這在西方也一樣，無論是斯巴達還是雅典、古羅馬，社會組織與改革措施都通常以軍隊建設為中心。

　　在先秦時期，真正被崇拜的人不是文化人，而是赳赳武夫，《詩經·兔罝》說“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赳赳武夫是國家的棟梁。經、史、子、集的圖書分類法是隋唐以后出現的，《漢志》中將圖書分為“六略”，分別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其中，“兵書”是獨立的一類，與“諸子”是并駕齊驅的。西方早期的歷史著作，如希羅多德的《歷史》、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愷撒的《高盧戰記》等，也大都是軍事史著作。所以，軍事史是東西方歷史文化中的核心內容之一，數千年的中西文明史在某種意義上是一部軍事活動史，抽掉了軍事內容，就談不上有完整意義的世界歷史。

　　大致而言，中國的兵學思想萌芽于先秦，在春秋戰國時期形成獨立的學術理論體系，充實提高于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豐富發展于兩宋至明清時期，晚清則讓位于西方近代軍事學。

　　先秦是萌芽和初步發展期

　　先秦時期是中國兵學思想發展的第一個高峰，是萌芽和初步發展期。兵學思想包含在甲骨文、金文、《尚書》《詩經》《周易》等內容中，代表作是“古司馬兵法”。它體現了“軍禮”的基本精神，提倡“以禮為固，以仁為勝”，主張行“九伐之法”“不鼓不成列”“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提倡“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戰不逐奔，誅不填服”，強調“軍旅以舒為主……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貴“偏戰”而賤“詐戰”，“結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出兵打仗有很多限制，如“不加喪、不因兇”等。

　　春秋后期，戰爭發生重大改變。第一，戰爭性質由爭霸變為兼并，戰爭更加殘酷，如孟子講“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第二，軍隊成分發生改變，軍人由貴族轉變為普通老百姓。第三，戰爭區域擴大了，從黃河中下游的大平原擴大到南方的丘陵、沼澤、湖泊地區。第四，武器裝備變了，由弓箭轉變為弩機，準確率提高、射程加大。武器裝備變化帶來了作戰樣式、軍隊編制體制、軍事理念和理論的變革。西方也是如此，如英國軍事學家富勒在《裝甲戰》一書中提出，正像作戰武器發生變化一樣，戰爭的特點也產生了變化，這是無可懷疑的事實。但在戰術上不可忽視的是，武器是因為文明的變化而變化的，武器的變化不是孤立形成的。

　　春秋后期之前，軍隊行進比較緩慢。如《尚書·牧誓》說：“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而《孫子兵法》則強調“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兵貴神速。春秋后期之前，軍隊打仗講禮貌和規則，“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其后則“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軍隊打仗靠詭詐、欺騙，“兵者，詭道也”。戰國時期，兵學思想發展進入了《孫子兵法》的延續、演變階段，出現了浩如煙海的兵書，代表包括《尉繚子》《吳子兵法》《孫臏兵法》以及今本《司馬法》。戰國后期是先秦兵學的總結、綜合階段，出現了《六韜》。《六韜》托名姜太公所作，但最早在戰國后期成書，甚至可能是秦漢時期的著作。它篇幅很大，有六十篇，內容龐雜，不光講軍事問題，還有先秦諸子的政治理念。《六韜》包括“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體現了綜合性，與當時社會思想趨于綜合是一致的。

　　秦漢至隋唐是過渡期

　　從秦漢到隋唐是中國兵學思想發展的過渡期，這一時期的兵書不多，但大量的戰爭實踐豐富了軍事理論。例如，此前戰爭以東西線作戰為主，不涉及南北問題，不會出現“南船北馬”的考慮，這一時期則不同。

　　此外，這一時期的兵學思想更多體現在對策上。所以，這一時期最精彩的兵學思想不是在兵書中，例如《便宜十六策》《將苑》都不能確定作者是否為諸葛亮，其思想也沒有超過先秦兵書。但是，那些對策，如韓信《漢中對》、諸葛亮《隆中對》、羊祜《平吳疏》、西漢張良等人的獻計獻策、高颎與賀若弼為隋文帝提出的軍事建議等，才是真正的精華，軍事學的實用性大大提高了。除軍事家外，政治家、思想家也普遍關注軍事問題。如晁錯《言兵事疏》、王符《潛夫論》中的“救邊”“實邊”諸篇。

　　這一時期軍事思想發展有兩個標志，一個是兵學主題的轉換，另一個是戰略向戰役、戰斗層次的轉換。前者如《黃石公三略》，其為大一統兵學，主題與先秦兵學不一樣。先秦兵學講的是奪天下、取天下，而《黃石公三略》講的是安天下、治天下。這一時期雖然也有戰爭，但和平發展是主流，所以此時的兵學多是為了維護安全，而不是攻城略地。此外，這一時期的兵學主題由作戰變為治軍，所以《黃石公三略》很少涉及作戰指揮，更為強調治理軍隊，尤其是處理好君主和將帥的關系問題。它既是兵學，也是政治學。

　　魏晉南北朝到隋唐時期有著豐富的戰爭實踐，所以《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就用真實的戰例來印證《孫子兵法》中抽象的東西，將其原則具體化、細節化，即“分別奇正，指畫攻守，變易主客，于兵家微意時有所得”。所以，秦漢至隋唐時期的中國軍事思想雖然是比較平穩的發展，但還是有其鮮明的特色。

　　宋代是兵學理論的高峰

　　宋代兵學是中國古代兵學理論發展過程中的又一個高峰。宋代比較優待知識分子，但又太弱了，沒有強大的軍事實力，只能靠軍事謀略來支撐和彌補。宋代軍事理論的繁榮一方面體現為宋代武學興起，系統并規范地培養專業的軍事人才。另一方面，宋代有《武經七書》，是武學的官方教科書。中國自古治國安邦文武并用，“文”是指儒家經典《十三經》或《四書五經》，“武”就是《武經七書》。宋代還有軍事類書《武經總要》。

　　更重要的是，宋代兵書分門別類，更加專業化。宋代兵書有專門研究軍事制度的，如《歷代兵制》；有討論攻守城問題的，如《守城錄》；有大型的兵學類書，如《武經總要》；有討論戰法戰術的，如《百戰奇法》，有評論軍事歷史人物、事件的，如《何博士備論》。

　　明清進入守成階段

　　明清時期，中國兵學思想發展進入守成階段，這是中國古代兵學的終點，但仍有其顯著特色。一方面，明清兩代兵書眾多，如《陣紀》《投筆膚談》《草廬經略》等。明代有軍隊戰術要領總結，如戚繼光《紀效新書》和《練兵實紀》。由于明代有倭寇問題，出現了海防兵書，如鄭若曾《籌海圖編》。明代還引進了西洋火器，如佛郎機大炮等，大炮的運輸及其部署與冷熱兵器協同作戰等問題，催生了孫承宗《車營扣答合編》。另一方面，明清軍隊特別注重“訓心”，即思想教育，確保軍隊對皇權的絕對服從。清末，蔡鍔編《曾胡治兵語錄》也是針對軍隊治理的。它之所以是“治兵語錄”而非“用兵語錄”，其奧秘也在于此，與忠誠相比，戰斗力的強弱乃是次要問題。明清兵學思想有一定的創新，但從本質上講，沒有重大的突破，乃是中國古代兵學的終結。西方軍事學被引入后，中國軍事學發生重大變革，傳統的兵學逐步讓位于近代軍事學。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中國兵學思想在各個時代都有所豐富和發展，但其核心內容與基本原則是沒有本質變化的，正如茅元儀說，“后孫子者，不能遺孫子”。作為中國古代兵學的最高成就，《孫子兵法》是難以超越的。這樣的認識，在西方軍事學家那里也是常見的。如富勒在其代表作《裝甲戰》一書中也曾經說過：“世界上沒有絕對新的東西……戰爭的許多階段將再次采用基本相同的作戰形式……過去所采用的所有戰略和戰術，自覺或不自覺地都是根據軍事原則制訂的。”這同樣說明了軍事學基本原則的永恒性、穩定性和普遍性。一言以蔽之，中國古代兵學的核心問題，如重視將帥、先計后戰、靈活多變、集中兵力、以攻為主、重視精神因素及士氣的振奮等，數千年來都是一脈相承、互相貫通的。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