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作家的五種身份

　日期：2022-06-24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中國古代沒有作家協會，沒有專業作家，但他們總是自有其謀生的手段——用現在的話來說，是一介“業余”作者。

　　自漢王朝建立，到近代以前，中國古代作家的主要身份大致有以下五種類型。

　　其一，宮廷文人，或曰俳優作家。

　　在天下清明太平無事的時候，高踞于社會頂層的皇帝以及諸侯王最需要的非實用性人才是俳優，包括各類文化人才。所謂“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蓄，流俗之所輕也”（司馬遷《報任安書》），文人也在其內。漢代重視辭賦，御用的大賦無非是供帝王以及上層社會欣賞的“奢侈品”，其中如果有所諷諫也只是一點裝點門面的“添加劑”。“勸百而諷一”，可見諷諫只占百分之一二而已。

　　皇帝在這方面自然擁有最多的人力資源，在各地的諸侯王那里，也有若干幫閑文人。由于戰國時代禮賢下士的傳統這時尚有留存，在這些諸侯王那里，文人們的心態可以比較輕松一點。例如，楚元王劉交、吳王劉濞、梁孝王劉武、淮南王劉安、河間獻王劉德都集中了一批人才，其中也有后來流動到中央朝廷里去的，司馬相如是這方面的代表，他后來成了漢代辭賦的“首席作家”。

　　《西京雜記》載：“梁孝王游于忘憂之館，集諸游士，各使為賦。”于是，枚乘為《柳賦》，路喬如為《鶴賦》，公孫詭為《文鹿賦》，鄒陽為《酒賦》，公孫乘為《月賦》，韓安國為《幾賦》不成，鄒陽代作，結果“鄒陽、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絹，人五匹”。《西京雜記》雖屬小說家言，但其內容大抵有所本，并非憑空虛構，大體可以視同史料。《四庫全書總目》評論該書說：“摭采繁富，取材不竭，李善注《文選》，徐堅作《初學記》，已引其文，杜甫詩用事謹嚴，亦多采其語，詞人沿用數百年，久成故實，固有不可遽廢者焉。”

　　從漢初的大小宮廷文學圈子到東漢末年的“鴻都門學”，漢代的文學家中多有被“俳優蓄之”（《漢書·嚴助傳》）的才子。這樣的人物在后來的宮廷里，仍然不絕如縷。

　　其二，游士文人，或曰幕僚作家。

　　將軍駐外時，辦公的營帳被稱為幕府，這個名詞后來也可以指代有資格自辟僚佐之大官的衙署。這里自然要有若干辦事的人員，包括主要從事文字工作的屬員，也有作家，這些人皆為幕僚。按自漢至隋唐以來的慣例，幕僚可以由主官自行征辟招募，“幕府新開，廣延才俊”（《后漢書·班彪傳》）是常見的情形。幕僚不同于朝廷命官，這里用人可以不拘一格，不大計較出身和資歷，來去比較自由，所以幕僚可以多少保持一點先秦游士的派頭，一向人才輩出。府主與幕僚算是主賓關系，而非嚴格的上下級，幕僚的主動精神和創造性一般來說都比較好，往往能產生若干比較好的作品。

　　幕府漢朝已有，例如竇憲北伐匈奴時，班固入其幕，獲勝后寫了一篇《封燕然山銘》，千古傳誦，曾經被錄入《文選》。其石刻原跡近年來在蒙古國被發現，引起很大轟動，學者們寫了不少文章。

　　東漢末年群雄并起，各家幕府中人才濟濟，袁紹的幕僚陳琳寫過一批著名的辭賦和文章；曹操的幕府中人才更盛，“建安七子”中除了孔融以外，皆為曹公霸府中的幕僚，他們從各地向這里集中，形成一個群體，對建安文學的繁榮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國家分裂（只有西晉統一了全國，但為時甚短），許多人才不在朝廷而在幕府，例如東晉權臣庾亮、桓溫的幕府，就都以人才眾多著稱。劉義慶依靠其幕僚編著了《世說新語》，尤為古今所艷稱。到了唐代，不少文人以入幕為一大出路，以至于成了文學研究的一大熱點。趙宋以后，政權和社會運行的格局發生變化，幕府文學才漸歸衰歇。直到清朝末年，才又一度衰而復振，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的幕府，全都人才濟濟，其中也包括若干文人。

　　魯迅先生曾將古代文學分為幫忙、幫閑兩大類。俳優文學幾乎全是幫閑，幕僚作家固然也有幫閑的，而更多的則是幫忙。

　　其三，主流文人，或曰官僚作家。

　　在中國古代的政治體制里，優秀人才的最大出路就是做官。古代作家往往都是有官銜的，無非是級別不同而已。通過正式途徑而成的朝廷命官當然要對上負責，忠于皇帝；由于中國士人具有深厚的民本主義傳統（“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所以他們同時也對老百姓負責，在地方上任職的所謂“親民之官”尤其如此。他們中的清流總是憂國憂民，關心民間疾苦，“為民作主”“為民請命”，而不單單是當官做老爺。

　　白居易說，他寫詩是“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范仲淹說，志士仁人“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岳陽樓記》）。古代文學雖然可以說以“官僚文學”為大宗，但仍然具有豐富的古典人道主義精神。官僚文學（或稱廊廟文學）的內容極其豐富，幾乎無所不包，當然其一大重點仍在“潤色鴻業”（班固《兩都賦序》），是古代文學研究的主要對象。

　　由俳優或幕僚高升而為官僚的頗有人在，正式進入主流體制是古代士人高度重視的事情。司馬相如原是宮廷文人，一旦以中郎將的身份出使西南，便非常來勁，后來任務完成，復為俳優似的宮廷文人，他就很不高興，經常稱疾閑居，消極怠工。

　　其四，山林文人，或曰隱士作家。

　　士人中有條件當官而不肯出山者，或曾經當過官后來因為各種原因退居于山林田園的，被稱為隱士。隱士的情形非常復雜，其中有相當多的人同文學無甚關系，他們退出后就不再出聲了；另有一些隱士偶有創作，例如老牌隱士伯夷退居于首陽山以后，唱過幾句詩；漢末躲進蝸牛廬的大隱焦先，也唱過一首詩——因為數量太少，這樣的高人皆不足以稱為詩人。首屈一指的隱逸詩人是陶淵明，他先前曾經多次為官，后來早早歸隱，大寫其詩，這就開創了一種新鮮而具有活力的模式，后來不少隱士向他看齊，以文學創作來提高自身。

　　隱士原先藏在民間，出了名以后便成了所謂“社會賢達”，有可能被請出來當官；曾經進入官場又退出來的隱士，也有可能再度出山。官僚和隱士可以互相轉化，隱士文學可以說是官僚文學的必要補充。

　　第五，清客文人，或曰江湖作家。

　　隱士原是指不進入或已退出體制的，到后來又出現了游走于官僚之間或寄生于官僚階層邊緣的文人，又有靠經商謀生的，或近于后來的所謂自由職業者，如南宋的“江湖派”，又如明朝的所謂“清客”“山人”，其中仍有成績不俗的高人。魯迅先生講起清客時，曾說：“到得宋玉，就現有的作品看起來，他已經毫無不平，是一位純粹的清客了。”他又說：“清客，還是要有清客的本領的，雖然是有骨氣者所不屑為，卻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漁的《一家言》，袁枚的《隨園詩話》，就不是每個幫閑都做得出的。”（《且介亭雜文二集·從幫忙到扯淡》）

　　宋玉、李漁、袁枚都是重要的作家，對他們的研究很多，而對清客文人來一番通盤的檢視則仍有許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