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治理的時間參數及其調適策略

　日期：2022-06-2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時空不僅是自然的和外生的變量，也是連續性的社會創造，是理解政治發展、歷史變遷和社會生活的關鍵因素之一。社會秩序是在時空中建構起來的，時空是秩序的容器，也是建構秩序的工具。城市不僅是高度密集的社會空間，也是資源要素快速流動的空間。伴隨著城市的快速發展，尤其是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及其應用，城市的空間構成及其運行越來越復雜，城市的時間要素也不斷調整和變化。時間是城市管理和運行的基本參數，是檢驗社會活動效率的重要指標，也是城市治理的重要工具，決定了城市治理是如何進行的，也影響著城市治理的效率和水平。

　　設定城市活動尺度與實現時間資源再分配

　　自古至今，在某種意義上設計和規定時間都構成了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比如古代國家通過修改年號來建構政治合法性，頒布歷書/法來指導社會生產生活，建立郵驛系統以提高信息傳遞的效率，通過敲鐘擊鼓來安排城市居民的作息等。同樣，通過設置時間來規定城市生活的尺度及其含義，也是現代城市治理的基本任務。

　　我們知道，時間概念滲透在國家治理的各個層面。城市積極利用時間工具來規劃和設計城市治理，各個城市制定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具體諸如三年行動、五年規劃、一小時城市圈和十五分鐘生活圈等重大規劃，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三年出形象、五年出功能、十年基本建成”等實施方案，都是以權威性的方式定義了未來的時間，對時間要素進行細致的拆分或分解，給時間打上特定的任務標簽，根據時間表來安排和部署城市活動。對時間的各種定義和設置，比如安全生產事故有關部門逐級上報的時間“不得超過2小時”“行政審批不得超過5個工作日”“24小時完成流調報告”等，實質上是賦予時間以不同的價值和意義，也規定了社會活動的節點和節奏，特別是為協調不同的社會主體及其活動提供了簡便的工具。

　　很顯然，時間就是財富，時間就是資源，圍繞時間的斗爭實質上也是利益和道德的較量，嵌入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比如“8小時工作制”是勞動者長期血淚抗爭的偉大成果。近年來，“996工作制”現象激發了社會公眾的熱烈討論，其中所內含的正是圍繞時間資源的斗爭問題，即如何安排合理的工作時間，企業和員工誰能掌握決定權，如何避免對勞動力的過度剝奪等。實際上，由于時間是社會活動的內在參數，決定了行動者的資源消耗和社會收益，因此圍繞時間的爭論就成為利益沖突的重要途徑。相應地，如何根據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進行時間資源的再分配，就構成了城市治理的應有之義。

　　自然時間是均勻的，社會時間卻是不均衡的，不同社會活動需要的時間量是不一樣的，不同社會人群的時間效用是不一樣的，因此需要發展差異化的時間治理方案。其中具體的議題包括：1.時間資源向誰傾斜，比如實施公交優先發展戰略，提升公共交通系統的效率，優先滿足人民群眾的出行需求；2.時間資源配置給什么事，比如建立多元參與的協商議事平臺，圍繞人民群眾關切的問題進行反復協商，把更多時間用在交流對話上，促進共識的形成；3.協調占時的沖突，比如實施機動車單雙號限行措施，協調社會民眾“搶時間”的沖突，打造“7×24不打烊”政務服務，以響應非工作日辦事的需要。

　　任何社會活動都要占用必要的時間，且都是可以通過時間刻度來進行標注的，因而也可以通過調整時間節點來實施干預和影響。比如限定業務辦結的時間，打造“即時辦結”和“限時辦結”窗口，尤其是做到“隨來隨辦”和“即辦即走”，減少跑腿次數，縮短辦事時間。因此，城市治理的改革和創新都包含了時間資源再分配的含義，也形成了時間資源再分配的社會效應。比如各地基于現代信息技術的“最多跑一次”“不見面審批”，減少社會民眾辦事的跑腿時間。既然時間是非常重要的資源，那么時間資源的分配必然會帶來相應的損益效果，形成不同的收益分布格局。

　　推動城市治理持續加速

　　加速是近現代社會演進的基本趨勢。在信息技術的發展及其應用下，城市的運行變得越來越快，也成為社會加速的重要引擎，推動了社會各個領域的加速，諸如快餐、快遞、快閃和快手等，都體現和助長了“以快為王”的現代城市文化。由此，城市資源要素的流動更加頻繁，交相互動更加緊密，時間的敏感性越來越強，社會活動的單位時間消耗更低、速度與節奏更快。城市治理加速的典型現象就是刪減或壓縮不必要的中間環節，減少各個流程或環節的時間損耗，比如政府“一站式”服務平臺通過集中化作業，加快了公共服務流轉的速度，減少了社會民眾獲得服務的時間，也改善了服務過程的體驗感。

　　城市與城市治理是相互適配的，城市的加速要求城市治理的加速，如果城市治理跟不上去，城市就將陷入混亂。超大規模的城市運行隨時可能遭遇某些方面的風險，但如果缺乏快捷和靈敏的應急管理機制，就有可能導致更大的危機或災難。因此，順應城市運行加速的要求，城市治理也必須同步跟進，具體比如縮短管理和服務的鏈條，落實服務時限承諾制，加快在線辦理的速度等。諸多城市治理的改革和創新，諸如“隨時辦”“馬上就辦”“接訴即辦”以及“24小時不打烊服務”等，關鍵都是要快速做出響應，迅速解決社會問題。許多城市還建立“超時默許”制度，以保證審批時限，防止懈怠和拖延。

　　需要指出的是，科學技術尤其是信息技術是城市治理加速的重要工具，為加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風火輪”。首先，信息技術的應用降低了信息交易的成本，提高了信息傳遞的效率，促進了治理要素的流動，也有利于治理資源的優化配置。其次，信息技術可以記錄城市運行及其細節，消除了城市治理的模糊地帶，提高了城市治理的精準性，也能推動城市治理的加速。最后，信息技術具有強大的穿透力，可以突破多元社會主體之間的邊界和壁壘，形成信息共建共享的局面，方便相互之間的協同合作。可以預期，新一代信息技術將繼續推動城市的全面加速，對城市治理的時間策略產生更加深刻的影響。

　　創造更多可支配時間

　　時間從來都是稀缺資源。但正如魯迅先生的名言，時間就像海綿里的水，只要你愿意擠，總還是有的。城市的時間是可以壓縮或擠壓的，也可以通過重新規劃和設計，創造出更多的可支配時間或剩余時間，從而為城市發展提供更多的活性資源。其中典型的治理策略如推進產城融合發展戰略，縮短通勤距離，節約通勤時間；建立歷史文化紀念場所，促進城市的歷史文化保護，打通城市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發展夜間經濟和假日經濟等，提供更多的休閑時間，滿足民眾個性化的生活需求。這些城市治理策略都意味著時間的節約，“擠出”了彌足珍貴的剩余時間，為社會活動的延展和深化提供了可能。

　　作為時間的重要隱喻，剩余時間顯示出時間的彈性和不規則性。既然時間是社會活動的基本尺度，那么各種改革和創新方案在設計社會活動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需要調整時間的閾值、標準和強度，形成社會活動與時間參數的新組合。其中主要包括兩種路徑，即或者是通過變革治理活動而創造剩余時間，比如“聯合審查”將過去的“串聯審批”變為“并聯審批”，壓縮了行政審批的時間消耗；或者是通過設定剩余時間而建構社會活動，比如許多領域通過設置“留白區”或“冷靜期”，推動人們的審慎選擇和理性行動。當然，剩余時間有些是虛擬的，提供了社會預期和想象；有些是真實的，解放了社會主體。

　　在城市加速的普遍趨勢過程中，速度儼然成了評估城市活動的唯一標準，帶來了加速或速度的“專制”，把一切慢的東西都打倒在地。但就在“加速”的背景下，“減速”也構成了城市治理的重要選項。許多城市積極建設“慢行綠道”，目的就是要讓人們“慢下來”，去建構更加理性從容的生活方式。而這無疑是現代城市人文精神的重要元素。一些平和而柔性的治理技術的應用，諸如意見征詢會、居民議事廳以及多元協商對話平臺等，看似投入了更多的時間，拉長了問題解決的時長，實則是尋求更理性、溫和、包容和可接受的治理方案，促成更廣泛的參與，引出更多維的意見，減少沖突與摩擦。

　　總之，城市是高度復雜的社會系統，各種資源要素的互動構成快慢不一的頻率和節奏。因此，如何安排好時間，通過對時間的“加減乘除”來促進城市要素的分化組合，調整城市治理的速度與節奏，實現城市運行和管理的優化，構成了城市治理的重要任務。通過對時間的定義、劃分、調配和轉換，城市治理既可以積極而靈活地追求更快的速度、更高的效率，也可以踩下城市加速的剎車踏板，使許多活動的速度降下來，塑造更加人性化的城市生活。正是通過對時間工具的精準掌控，城市治理呈現出更加多元而豐富的面孔，適應和滿足多樣化人群的需求，建構了高度開放和包容的生態，也孕育出張弛有度和動靜皆宜的城市精神。

　　（作者單位：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