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視角考察中國式現代化

　日期：2022-04-2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現代化研究是社會學的重要領域，其成果對歷史學、政治學等學科產生過廣泛影響。中國社會學界對現代化問題的研究已積累了豐碩的成果，但既往研究還存在歷史關懷不足的問題。人們常常以為社會學應更多關注社會發展的最新變化，而把發展的歷史分析交給史學家。事實上，理性化和現代化本身是一個極其復雜的歷史過程。中國獨特而悠久的文明影響深遠，只有重新激活社會學的歷史視角，對傳統中國有更充分的理解，對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歷史轉折點有更深入的認識，才可能在對現代化的一般性理解及比較歷史分析基礎上，對中國式現代化有更真切的體會。“社會學的歷史視角”是要在充分吸收史學既有研究成果基礎上，將其與社會學更好融貫起來。

　　社會學歷史視角下的傳統中國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我們僅從社會學的歷史視角撮要分析若干可與近現代巨變作對照的方面。

　　舊邦新命。作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中華文明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彌久如新、舊邦新命。這種特性一方面表現出強烈的傳統主義，另一方面又展現出對各種外來沖擊和新興浪潮強大的承受力和融合力，因此在新舊之間呈現出復雜的交織關系，幾千年來傳統不斷通過自我更新延續生命力。錢穆將這種傳統的特點歸結為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進展。中華文明這種巨大、持續而多重的作用力是世界其他文明所罕見的。在韋伯看來，西方理性化的精神是一種借助卡里斯馬的力量所形成的特殊而持久的反傳統力量，而中國的家產制支配盡管因包含了某些理性因素而成為家產官僚制，儒家倫理也同樣存在某種理性化進程，但無論是其制度還是其倫理，始終都未擺脫傳統主義束縛。未能徹底擺脫巫術，是導致儒家這種理性主義最終與傳統主義結合在一起的關鍵所在。韋伯對傳統中國的這些看法既充滿洞見，也存在系統的偏見。不過，韋伯的分析至少啟發我們從制度、倫理及擔綱者三個角度去揭示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根源所在。

　　封建與郡縣的辯證。從政治制度史的粗略線索來說，以秦漢為轉折點，秦漢以前實行的是以宗法制為基礎、封土建國的分封制度，秦漢以后實行的是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度。而封建與郡縣的復雜關聯在秦漢以后始終延續著，成為貫穿傳統中國的一條重要線索。封建與郡縣在復雜的歷史演化中已從最初的兩種政制之辨拓展為政治與教化、法家與儒家、內政與邊政以及經與史等多重的二元關系，并基于天下為家的人性預設從二元對立走向了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中的融合之途。

　　尚文輕武。韋伯認為，中國盡管戰事頻仍，但進入歷史時代后即逐漸成為一個和平化的世界帝國。隨著文士取得支配地位，意識形態自然愈來愈轉向和平主義。在先秦，戰爭對國家形態有著重要影響。秦漢以后，軍事和戰爭盡管在改朝換代、政權更替中具有決定性作用，但對社會結構與國家形態已不再具有重要的形塑作用。對開國君主來說，雖然馬上得天下，但一旦平定，則需要向詩書治天下轉換，以完成從“亂世”到“治世”的轉型。從官僚階層來說，漢初主要由軍功受益階層構成，但景帝以后則開始轉變為以文士為主。隋唐時期文士的地位更隨著科舉制的確立而有了更穩定的保障，兩宋尚文輕武尤成為世風，君主與士大夫形成共治天下的局面。明清時期中央集權大大強化，士大夫地位有所下降，但文官地位仍明顯高過武將。軍人出身相對低微，從選拔到調用都單成體系，與文官政治及地方政治體系隔離開來，只在王朝末期或亂世方獲重用。儒士所形成的道統相對獨立于君主主導的政統，在道統中幾乎沒有武德和尚武精神的位置。

　　鄉土為本。錢穆把中國社會分為城市、鄉鎮、山林、江湖四部分。這四部分中，城市雖是國都所在、繁華之地，鄉鎮卻是家族所在、生命之本。傳統中國人絕大多數居住在鄉鎮，聚族而居，以家庭為單位，以農耕為主業并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自給自足，世代相襲。所謂“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道出了傳統國家和鄉土社會的生成關系與基本構造方式。韋伯將中國傳統國家形態稱為“家產制官僚國家”。在他看來，氏族在西方中世紀已銷聲匿跡了，在中國則完整地保存于地方行政的最小單位中；宗族的強大，造成了古代行政的疏放性，從而阻礙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生長。然而，恰恰是這種疏放性，以士大夫為橋梁，在國與家、朝與野、政與教之間留出了足夠的彈性發展空間。傳統中國社會的歷史持久性，在相當程度上表現為日常生活世界和家族秩序生命力的賡續性。政治上層建筑離散分合、陰晴不定，而禮失求諸野，以生育制度和喪服制度為紐帶的儒家倫理濡化在日常生活中。

　　從傳統到現代的轉折點

　　中國傳統社會本身并不是靜止或單線發展的。因此，如果沒有外來資本主義的侵入，內部萌生的資本主義要素早晚會將中國推向資本主義社會。但現實的情況是，晚清發生的突變打斷了中國歷史的自然進程。從這時開始，觀察歷史的視角應轉移到中外兩個維度的結合與互動關系上來。從中外雙因素的互動性上看，1840年鴉片戰爭的歷史轉型屬性不容否定，此后的中國真切地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美國一些學者主張的“中國中心觀”，把著眼點放在從晚明到盛清這個時段，雖有助于人們深入地認識中國內部因素的重要作用，克服西方中心觀的偏見，但刻意將外來因素排除出去，就不免偏枯不全了。同樣，孔飛力將18世紀90年代界定為巨變轉折點的做法，雖然兼顧到了內外雙重因素，但依然不乏可議之處。

　　不消說，18世紀90年代確實發生了重大的歷史變化，首要的是人口巨變。早在北宋時期，因為早稻的種植從平原谷地推進到丘陵而帶動了人口的首次大規模增長。16世紀以來，花生、甘薯、馬鈴薯和玉蜀黍從美洲引入中國，向干旱高寒地區推進，農業產量大幅增加。清代實行輕徭薄賦和攤丁入畝政策。“康乾盛世”期間存在較長時間的和平局面。市場化、商品化程度不斷深化。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促使人口劇增，并在18世紀末迎來人口的重大轉折點。人口劇增帶來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人口與資源尤其是土地的關系越來越緊張，經濟內卷化現象日益嚴重；人口遷移規模大、頻次高，漢族與少數民族、土著與客家等多重的社會矛盾日益突出；人口劇增打破了鄉土社會小農為本、安土重遷的傳統，社會矛盾激化和傳統叛亂的接踵而至將江湖推到歷史前臺；人口增長還造成科舉學子擁塞，官場冗員充斥，社會上升渠道堵塞。

　　其次是空間上的巨變。何炳棣將空間列為清代歷史重要性的第一條：“中國今天之所以能夠對外部世界產生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巨大的規模及其疆界所處的位置；而滿清最重要的意義就在于其對現代中國——疆土與族群意義上的統一體——之形成的歷史貢獻。”疆域的擴大，一方面奠定了現代中國的大國地位并促進了多民族的融合，另一方面也帶來文化整合和邊政問題的復雜化。

　　再次是在經濟發展的雙重效應上。一方面，18世紀90年代是18世紀經濟貿易蓬勃發展達于極盛的年代，市鎮經濟繁榮，交易活躍，全國尤其是江南地區的工業化、商品化、城市化進程顯著加快。另一方面，此時恰又孕生了19世紀開端的“道光蕭條”，稅收體系弊端叢生，銀貴錢賤，白銀外流，商民皆困。

　　最后是政治衰敗。尤其是人口劇增、經濟全球化等特殊的因素，使清朝中期后的衰敗呈現出傳統王朝體制本身無法修復的危機。

　　由上可知，18世紀90年代后中國社會內部的變化確實巨大，但中國社會的整體社會性質畢竟沒有改變。這種整體性的變化由鴉片戰爭正式拉開了大幕。

　　現代巨變的展開

　　鴉片戰爭對于中國歷史的標識性意義，即蘊含于李鴻章所謂“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的近代中國整體觀中。在堅持1840年至1949年這一大歷史時段不變的前提下，應特別拈出“世紀之間”。第一個“世紀之間”從18世紀90年代到1865年太平軍被鎮壓，其間中國社會內部的重大變化為從傳統到現代的轉折積聚了內部動力。而從1865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80多年構成第二個“世紀之間”。這是社會形態已然轉變之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狀態走向谷底的時期，其間為進入20世紀后半期的革命世紀儲備了條件。

　　革命作為歷史推動力。儒家思想中本有“革命”論說。晚清時期，儒家革命舊說成為演出歷史新場面的文化資源，因而成為顯論。至“世紀之間”，革命話語又被賦予新義。粗別為二，一為西方傳來的共和革命論，二為俄國傳來的共產革命論。二者內部復有層級結構。前者先行、后者繼起。因前者之無效，而有后者之大行。單從社會學角度考察，“世紀之間”的前半期即1921年前，推動革命不斷向前的是陳旭麓所謂的“中等社會”。其中既包括所謂“自居于士類者”，又包括“出入于商與士之間者”和“出入于方術技擊與士類之間者”。他們破壞上等社會，提契下等社會，與軍人、農民、秘密社會和僑民等結合在一起，不斷進行有價值的破壞和有秩序的革命。而“世紀之間”的后半期即1921年后，從事革命的主體力量則轉換為現代政黨。在多黨競爭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最后取得了勝利。

　　從共和初興到共和再造。從千年帝制到民初共和，既是一次政體斷裂，也具有歷史的某種連續性。共和體制相較君主體制來說當然完全不同，但由于這次革命摻雜著諸多妥協，因此孕生出若干張力。第一種張力是在國家形態上舊的王朝國家形態與新的民族國家走向之間的張力。晚清革命派從最初確立以漢族為中心的“驅除韃虜”到建立民國時改為“五族共和”，其中既吸納了清朝的多民族治理政策，又體現了“中華民族”的現代構建思想。從此，“中華民族”作為新的民族國家概念成為新的國家認同核心標識。但國家認同問題直到1949年后才得到了有效解決。第二種張力是在政治整合上由總統所代表的國家行政權力與資產階級議會權力之間的張力。這兩種政治整合是民國初建時相互角力的兩種思路。1921年至1927年，尤其是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時期，國共兩黨聯合進行的革命運動實為一種復合型革命，雙方既有合作，又自始即存在內在矛盾。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消除了革命政黨內部的張力，成為最終取勝的重要條件。

　　從“地方軍事化”到“人民戰爭”的軍事路線。太平天國時期所形成的“地方軍事化”格局，深刻地改變了傳統中國的文武關系和中央—地方關系。而后，“兵為將有”的軍事武裝脫離了與中央政權的關聯，脫離了與紳士及儒家倫理的關聯，脫離了與地方社會的聯系，成為一種效忠于軍隊統帥個人、漂浮在地方社會的分裂性力量，從而為軍閥混戰提供了土壤。而中共則逐步確立了一條嶄新的人民戰爭的軍事路線，促成了革命力量與地方社會的有機融合，因而獲得地方社會和人民的支持，人民軍隊也從主力部隊到游擊隊再到民兵的多層級性延展中得到豐富和壯大，而地方社會在政治化的鄉土重建和主體重構中獲得新生資源。

　　從鄉土衰敗到鄉土動員。鄉土衰敗是“世紀之間”令人矚目的社會現象。首先，農村人口的內卷化把傳統農業推到一個很高的水平，卻又蠶食了農業剩余，使小農無法積累資本，農村陷入“高水平均衡”的陷阱；而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進入和市場的擴大又對中國的鄉土經濟造成巨大沖擊。其次，國家開始不斷強化對鄉土社會的控制和榨取，但這種國家政權建設的展開是在破壞鄉土既有的社會和文化基礎上進行的，加上人口的增長已抵達小農經濟的極限，結果國家對鄉村社會的控制能力遠低于其對鄉村社會的榨取能力，此即“國家政權內卷化”現象。最后，由于士紳階層的瓦解和劣質化，鄉土傳統倫理和社會團結的基礎遭到嚴重破壞，鄉土人才被城市單向地吸納殆盡，此即“損蝕沖洗下的鄉土”。面對鄉土衰敗局面，國民黨當局無心顧及，而改良派所呼吁和推進的各種“鄉土重建”運動均未獲成功。面對鄉土社會的衰敗及整合危機，中共顯示出獨特的組織優勢和動員特長。中共走上“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后，一方面，高度重視黨自身的基層組織建設，另一方面，又在群眾路線指引下引導群眾通過民主選舉建立起村莊基層政權及各種群眾性組織，并建立起與主力部隊相配合的多層級地方武裝。中國共產黨對鄉村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抽取，與其對鄉村社會的植根、動員、再造緊密聯系在一起，以往黯淡衰敗的社會侵蝕景象為生機勃勃的動員景象所取代。

　　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入口

　　在考察中國式現代化時，歷史視角具有基礎意義?，F代化是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歷史過程，而中國式現代化顯示出傳統與現代之間復雜而緊密的關聯。這些關聯主要包括：儒家傳統尤其是倫理觀念和關系構型對現代社會發揮著重要影響；傳統中國對文治與武功的平衡對建構軍政關系有一定的啟示；中國既是一個人口大國，又是一個地域十分遼闊而各種資源在區域間分布很不均衡的大國，還是一個晚近以來基本保持了疆域連續性和治理形式多樣性的多民族國家，人口、空間、多民族這些歷史條件對現代化道路一直是具有決定性的因素；中央集權的一統性與地方治理的靈活性的結合，官僚制正式治理與非正式治理的結合，這些從古到今都是國家治理尤其是大國治理需要面對的基本問題；包括農工結合、基層自治在內的鄉土傳統與現代工業化、城市化、商品化以及民族國家的政權建設等方向并不是一種完全對立關系，若采取對立的發展思路不僅會導致鄉土的衰敗，也會使現代化本身陷入困境；等等。中國在革命運動過程當中所開辟并展開的現代化之路，當然不是對歷史傳統的簡單繼承，但傳統以各不相同的方式融入中國現代化進程，也是不爭的事實。18世紀90年代到1949年兩次跨越世紀的巨變，顯現出中國傳統向現代過渡和轉型的漫長性、艱難性和復雜性。中共開創的革命傳統、人口及地域大國的基座、“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精神以及鄉土社會經濟的底色，構成中國式現代化四個最重要的影響因素。

　　社會學的歷史視角對歷史與現實的這些關聯和融合以及從傳統向現代的過渡和轉型，有著獨特的理解。從最近不斷強化的“社會學的歷史轉向”呼聲中，可以感受到中國社會學的基本知識配置正在發生重要變化：以往由“理論—方法—經驗”構造起來的三輪驅動變成由“理論—歷史—方法—經驗”構造起來的更為穩定寬闊的四輪驅動。歷史視角既在中國特色社會學中占據了獨立的位置，又是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關鍵入口。

　?。ㄗ髡呦登迦A大學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