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新時代中國傳播學轉型方向

　日期：2022-04-21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3月26日，新時代中國傳播學研討會在清華大學舉辦。會議由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新聞學與新聞教育改革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聯合主辦，30余位學界業界專家圍繞新時代中國傳播學的研究視角、范式轉型和主體構建等問題深入交流，提出了學科發展的“守正創新、融通中外、根植實踐、引領時代”的“新十六字方針”。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黨委書記、中國新聞史學會副會長胡鈺表示，此次會議旨在回望中國傳播學的發展歷程，為新時代中國傳播學的發展找到新方向、新思路、新原則。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崔士鑫對新時代中國傳播學的建設提出三點期望：一是傳播中國價值，明確努力方向；二是尋求普遍規律，拓展研究領域；三是培養時代新人，打造人才隊伍。

　　歷史與未來：重述起點、立場與方向

　　與會學者認為，今年是美國主流傳播學者施拉姆訪華40周年，也是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主要奠基者斯邁思首次來華調研50周年，且適逢斯邁思《依附之路》中文版面世。無論是立足歷史事實，還是基于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學科邏輯，都應正視斯邁思50年前對中國傳播實踐的研究，融通中外的中國傳播研究繞不開這份學術遺產。

　　源于20世紀80年代初的中國大陸傳播學可以追溯到“一個偶像，一個會議”：一個偶像是1982年來華的施拉姆；一個會議是同年召開的“首屆全國傳播學研討會”，以及基于對國外傳播學有限了解所確立的十六字方針：系統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創造。

　　回望40年，中國傳播學在“系統了解、分析研究”上精耕細作，引介了大量海外特別是美國傳播學研究成果；而在“批判吸收、自主創造”上，則呈現出明顯的短板和不足。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亟須對當前傳播學存在的西方中心主義、城市中心主義和媒介中心主義傾向，進行全面的系統性反思和根本性調整。為此，與會學者回溯了中國傳播學的起點，重申了中國傳播學的立場，探討了新時代中國傳播學轉型的方向。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所長胡正榮提出，雖然施拉姆1982年訪華被認為是傳播學作為正式學科引入中國的開端，但《國際新聞界》在1979年就曾發表美國批判學派的譯介文章，而斯邁思早在1972年就已到訪中國，開啟了中國與傳播學的聯結。今天，在經歷了40年的學科化發展后，中國傳播學已經進入歷史范式轉型和理論與實踐范式轉型的關鍵階段。立足新時代和新征程，學界需及時將傳播新現象概念化、范疇化、框架化并最終普遍化，構建起中國特色傳播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與話語體系。

　　談到新時代中國傳播學的范式轉型的具體方向時，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卓越訪問教授趙月枝表示，斯邁思和施拉姆代表著中國傳播學的兩個不同參照對象，前者認同中國道路，50年前就來研究中國的社會主義傳播實踐，后者則是40年前來到中國宣揚觀點?；厮菟麄兣c中國傳播研究的淵源，不是在中國學術場上打西方學者的代理人戰爭，而是新時代中國傳播學在根植社會主義理論、歷史、實踐的基礎上，正本清源和守正創新的需要。斯邁思的研究有助于中國傳播學辯證認識社會變遷與國際環境的影響，在真正“融通中外”的過程中，促進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和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融合，發展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聞傳播學。

　　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傳播學部學部長高曉虹從三個方面進一步闡明中國傳播學再出發的方向。一是要突破傳統的學科分類思維，構建融通中外的中國新聞傳播學；二是要突出新時代的重要意義，全面反映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三是要立足中國，即把中國發展作為研究坐標，把中國實踐作為研究起點，把中國經驗作為論證中心，把中國概念作為分析工具，把中國范式作為理論追求。

　　理論與實踐：知識生產的范式轉型

　　當前中國新聞傳播學的知識生產中存在著結構性矛盾，“一方面，實踐中許多真問題得不到知識的有效供給；另一方面，低容度的粗放型知識又嚴重生產過?！?。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執行院長張濤甫認為，這一矛盾的本質是對他者學術話語的重度依賴和對中國現實語境的路徑偏離。因此，新時代中國傳播學的知識生產亟須樹立自身主體性，并通過“學科貫通”與“實踐轉向”這兩大路徑實現范式轉型。

　　傳播學處于人文與社會科學交叉路口，本身就具有多重理論來源，“學科貫通”是其特色。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黨委書記張輝鋒從斯邁思的傳播學與經濟學的重要聯系談起，提出新時代中國傳播學應開辟更多研究視角，對人類傳播現象、傳媒產業運行原理做出豐富深刻的解釋。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院長隋巖建議，要充分發揮傳播學調動、組織、引領多學科的優勢，發現時代新問題，提出原創的新理論。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中國新聞史學會會長王潤澤表示，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的“實踐轉向”源于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實踐哲學，這一理論武器能夠在業務、歷史和理論三個層次上引導知識體系創新。同時，為避免零碎化的經驗主義研究方法，新聞傳播學的實踐轉向需要聚焦“元問題”，回歸新聞傳播與人的關系，在實踐中促進個體解放、群體正義和社會公平。

　　新華社研究院院長劉剛從理論與實踐結合的視角提出，建立獨立自主的政治經濟體系是實現獨立自主的傳播體系之前提，媒體的傳播行為受到利益主體、意識形態等復雜因素的影響。在新興傳播技術不斷發展的新時代，中國新聞傳播學的理論創新，對于引領新聞實踐、引導輿論傳播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

　　“去依附”與“反依附”：斯邁思的多重啟示

　　與會學者認為，《依附之路》中文版的出版，對新時代中國傳播學的發展意義重大。對新時代中國傳播學的三大體系轉型而言，守正創新的基本立場便是走出一條學術和思想上獨立自主的“去依附”之路，并為更廣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承擔起“反依附”的學術使命。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王維佳表示，在依附體系中，除政治經濟關系外，種族與文明等級體系也起著重要作用。這種依附體系，也離不開國家與資本的合謀，如美國軍事工業復合體和跨國公司的文化輸出。西方資本主義體系在文化上基于文明等級論，中國在探索國際傳播對策時必須直面這一問題。今天中國的國際合作和對外傳播體系與西方有根本區別，必須闡釋好中國實踐的特殊性。

　　《依附之路》譯者、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吳暢暢認為，中國媒體的群眾路線是構建社會主義文化與傳播體系的根本前提，這為講好中國故事、堅持傳播技術自主創新、打造社會主義文化陣線、構建文化主體性等提供了價值支撐。

　　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曹培鑫認為，我國當前的大眾傳媒與新興媒體融合發展，在傳播技術、媒體實踐、輿論管理等面向上合力形成了斯邁思意義上的“意識工業”，而理論和教育界卻未完成對這種媒介景觀的理論化和實踐批判。

　　在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王洪喆看來，當前大量“平臺研究”具有歐美社會制度的路徑依賴，以個人主義領域的斗爭應對平臺經濟的剝削?？苫A設施的根本問題不應是平臺收益分配，而是如何為集體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學界應更加關注為何生產、如何生產、生產后如何分配等最基本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命題。

　　近年來，國內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雖在數量上蔚為大觀，但國內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在深度上仍有不足?！缎侣動浾摺分骶巹Ⅸi建議，學者們需同時兼備深厚的理論功底和深入田野現場的實踐精神，才能建構起具有中國主體性的概念和理論。

　　建設新時代中國傳播學

　　40年來，以施拉姆為代表的美國經驗主義傳播學在中國構建出了一個“去政治化”的“價值烏托邦”，不僅使中國的傳播研究及其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陷入深度“依附之路”，而且也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傳播實踐造成干擾。這套所謂“普世主義”的學術體系不僅早已因自身的嚴重內卷化而失去生命力，而且從根本上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相背離、與中國道路的價值體系相齟齬。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彬提出，“從施拉姆到斯邁思”的轉向所指涉的不僅是一個簡單的符號問題，也是兩條道路及其文化政治的分水嶺。建設新時代中國傳播學需要將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與中國實踐相結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趙月枝認為，不論是施拉姆所代表的冷戰傳播學，還是斯邁思的研究，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從來沒有外在于“西方”傳播學。遵循新時代中國傳播學發展的新十六字方針，就意味著高揚馬克思主義旗幟，培養投身于社會主義實踐的傳播主體，真正推動中國新聞傳播學科在新時代的發展。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