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戲曲家群體建構的多重路徑

　　我國傳統戲曲在歷經漢魏百戲、魏晉南北朝的樂舞伎藝、唐代參軍戲、宋代諸宮調、金代院本的雛形發展后，于元代迎來其成熟期，元雜劇成為“一代之文學”。爾后，明清時期繁榮發展的傳奇，乃至清中葉興起的“花雅之爭”，又將戲曲這一藝術樣式推向頂峰。在悠久的發展歷程中，戲曲家可謂是推動戲曲藝術發展的關鍵力量。古代戲曲家遍布全國各地，即使在較為閉塞的社會環境中，他們之間也并非是毫無關聯的個體，而是或因地緣的相近形成地域戲曲家群體，或以血緣為紐帶形成家族戲曲家群體，或憑借共同的興趣愛好而跨越地域屏障，聚合為具有一定共性特征的戲曲家群體。此三類戲曲家群體在古代戲曲生態環境中共同建構為極具分工合作意識、行業發展責任的共同體。地緣、血緣、趣緣則是此共同體建構的三重主要路徑。

　　基于地緣關系建構的

　　地域戲曲家群體

　　人類與地理存在著天然的親緣關系，不同的地理環境必然生成不同質性的地域文化。戲曲作為極具地域特點的文化藝術樣式之一，其在發展的過程中衍生出與之相匹配的地域戲曲家群體，并在同一空間中關系漸趨緊密。從“戲曲—地域”關系視角出發，此群體主要分為以下兩類。

　　一方面，在“戲曲—地域的水平關系”層面，因地域差異、空間分布而形成地域性戲曲家群體。比如戲曲史上的越中戲曲家群體、蘇州戲曲家群體。此類群體成長于同一地域環境中，相互之間在戲曲方面多有切磋，甚至合撰劇本，相互評點劇本，交流經驗，形成極具凝聚力、向心力的群體。同時，他們自覺地將地域文化元素融入其戲曲活動中，使其戲曲活動飽含地域文化內涵。

　　另一方面，在“戲曲—地域的垂直關系”層面，最為突出的表現就是地方聲腔劇種的生成。方言、習俗等地域文化要素在戲曲領域逐漸催生出聲腔、劇種的概念，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以聲腔、劇種為主要區分依據的地域性戲曲家群體，這里主要指基于聲腔、劇種而形成的戲曲演員群體。譬如明初出現的四大聲腔，憑借地方語言、文化而孕育出擅長不同聲腔、劇種的演員。由于方言等地域文化層面的隔膜，演員很難兼善非本地的聲腔劇種。即使史料記載某些演員能兼唱不同聲腔，其對非原生環境中的聲腔的習得也是不正宗的，正如潘之恒在論及昆腔的流播時言：“以長洲、太倉皆昆所分而旁出者也。無錫媚而繁，吳江柔而淆，上海勁而疏，三方者猶或鄙之。而毗陵以北達于江，嘉禾以南濱于浙，皆逾淮之桔，入谷之鶯矣，遠而夷之勿論也。”由此，極具地方文化界限性的聲腔劇種演員逐漸在本區域內部團結為行業組織，共同致力于本聲腔劇種的發展。

　　基于血緣關系建構的

　　家族戲曲家群體

　　在中國古代的封建社會，以血緣關系為紐帶衍生出宗法制，在宗法制的系統管轄內生成極具穩定性的家族群體。就戲曲藝術在家族群體中的滲透進路而言，起初，傳統家族存在“演戲輕褻、淫邪”等觀念，反對家族成員組織演戲活動，但最終戲曲憑借其多維度的文化功能打破了家族傳統觀念的束縛，進而在家族中流行開來，明清時期大量涌現的家族性戲曲家群體即是其表征。最為典型的就是吳江派戲曲家群體，該群體以嚴格遵循曲體格律、創作風世教化題材劇為主要宗旨而雄踞明清劇壇，影響極廣。然而，此群體主要成員多出自沈氏家族，他們大多既有血緣、姻親關系，又存在曲學上的衣缽關系，遵循共同的戲曲理念。

　　家族文化在女性戲曲作家的崛起方面也起到了促進作用。女性戲曲作家在明末清初逐漸出現，除了文化思潮的影響，與女性戲曲作家所置身的家族文化氛圍不無關系。比如，曲壇較早出現的顧彩屏、葉小紈等女性戲曲作家均出身曲學世家，她們能夠染指戲曲，必然離不開家族整體戲曲文化氛圍的影響。

　　近年來，隨著古代家集文獻的不斷被發現，家族戲曲家群體的實際數量必將會不斷增加，這無疑會推動家族戲曲家群體實際規模的呈現，從而更好地揭示以血緣為路徑建構的家族戲曲家群體對當時整體戲曲生態發展的作用。

　　基于趣緣建構的戲曲家群體

　　不同于以地緣、血緣之類的外部路徑建構的戲曲家共同體，趣緣屬于戲曲家群體建構的內部路徑。戲曲家出于對戲曲的共同興趣而相互探討相關問題，組織戲曲活動，共同推動戲曲的繁榮發展。此類戲曲家共同體成員常會長途跋涉、遠赴他地參加集體性的戲曲活動。比如明清時期的蘇州虎丘曲會，每年中秋節蘇州虎丘匯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戲曲家，嘉興戲曲家卜世臣的傳奇劇作就曾被嘉興屠氏家班搬演于蘇州虎丘曲會上。虎丘曲會成為戲曲家們展示、交流戲曲技藝的重要媒介。久而久之，這些戲曲家憑借對戲曲的熱忱而形成戲曲行業發展的共同組織。

　　當然，在趣緣這一路徑中，戲曲的審美功能發揮了重要作用。由于對戲曲審美功能的深度體悟，戲曲家們在戲曲觀演活動中常能產生共情，從而在情感層面對戲曲產生興趣，并依賴這一藝術形式對自我的心靈進行補缺。具體表現為創作寫心劇、撰寫觀劇詩詞、頻繁欣賞戲曲演出甚至親自登臺扮演劇中人物。

　　以上三類戲曲家群體并非各自為陣的獨立體，而是相互交叉、相互影響，最終整合為整體戲曲生態環境中的更為宏闊的戲曲家群體。在此群體生態中，戲曲家們充分發揮地緣的空間優勢，吸收因血緣關系而造就的家族文化養分，發揮趣緣在戲曲專業層面的效能，從而使得戲曲文化資源在時空維度上實現最優化的整合，最終促成戲曲生態環境的健康有序發展。可以說，古代戲曲家基于此三重路徑建構而成的群體是戲曲在元明清時期得到高速發展的重要原因。

　　由此，在戲曲生態環境由于時代變遷、科技發展、劇團體制改革等因素而發生巨大變化，戲曲已然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當下，重現我國古代戲曲家在圍繞戲曲藝術展開的創作、演出、研究等實踐活動過程中形成的行業生態圈，并對依循多重路徑建構而成的戲曲家群體的戲曲活動進行場景復原、觀念探源，總結其推動戲曲發展的經驗、方法，對當下戲曲藝術的傳承保護不無鏡鑒作用。

　　（本文系江蘇省研究生科研創新計劃項目“明末清初浙西曲家研究”（1812000024377）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