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獨健：甘為人梯的馬克思主義民族史學家
日期：2022-03-2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翁獨?。?906—1986），原名翁賢華，福建省福清市三山鎮人，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新中國馬克思主義民族史學科的奠基者、領導者之一。
翁獨健出生于貧寒之家，三歲時罹患小兒麻痹癥，致一足跛行。但他身殘志堅，自強不息，改名“獨健”以自勵。通過刻苦學習，他在1928年考入燕京大學，1935年赴美留學，1938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隨后游學于法國巴黎大學，師從著名漢學家伯希和。1939年回國后，翁獨健先后擔任云南大學、北平中國大學、燕京大學等校教授。翁獨健是新中國成立前著名的愛國民主教授之一，他同情革命，支持和幫助北平地下黨開展了大量革命工作。新中國成立后，翁獨健擔任了系列行政職務和學術職務，當選為全國政協第三、四、五、六屆委員，歷任燕京大學代校長，北京市教育局局長，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顧問、兼民族歷史研究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主任、歷史系主任，并兼任中國民族史學會會長、中國蒙古史學會會長、中亞文化研究國際協會副主席等國際國內學術團體領導職務。
翁獨健深懷赤子之心，忠于黨和人民的事業，在50年職業生涯中，始終與中國共產黨同心同德、風雨同舟。1979年11月，他夙愿得償，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翁獨健治學嚴謹、成就卓越，為蒙元史、民族史研究和人才培養作出了突出貢獻，在學界享有崇高聲望。1986年5月，翁獨健積勞成疾，猝然長逝。
翁獨健先生是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新中國馬克思主義民族史學科的奠基者、領導者之一。翁獨健愛黨愛國，忠誠于黨和人民的事業。不論是在國民黨統治時期，還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后，不論是作為同情革命的愛國民主教授，還是一名真正的中國共產黨員，他始終與中國共產黨同心同德、風雨同舟、披肝瀝膽、艱苦與共，體現了一位愛國知識分子高尚的政治品質與歷史擔當。
同心同德 風雨同舟
1939年，翁獨健學成歸國，執鞭杏壇。彼時山河破碎，人民在日寇的鐵蹄下掙扎。翁獨健堅守民族氣節，不僅在課堂上傳授中國歷史知識，為賡續中華文化命脈盡心竭力，而且教育和勉勵青年學生“頂天立地做人，勤勤懇懇讀書”，做有人格、國格、講氣節的人，為中華民族的綿延保留思想的火種。他以身垂范，在物價飛漲、入不敷出的情況下，寧愿收入菲薄、艱難度日，也拒絕去待遇優渥的偽北大任教，表現了崇高的愛國主義情操。
翁獨健是新中國成立前著名的愛國民主教授之一。他關心時局、憂國憂民、追求進步，不懈尋求中華民族獨立解放和復興的道路。在探索救亡的道路上，他深刻認識到國民黨的反動本質，同情革命，主動向中國共產黨靠攏，成為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的朋友。1942年，翁獨健與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取得聯系，冒著巨大風險協助地下黨完成各種任務，保護地下黨員和進步學生?？箲饎倮?，翁獨健執教于燕京大學，繼續支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進步學生運動和民主運動，反對蔣介石政權的獨裁專制，積極擁護共產黨的進步主張，大力支持學生運動。據1946年就讀于燕京大學歷史系的丁磐石回憶，翁獨健多次和雷潔瓊等思想進步的教授一起，動員燕京大學中外教授發表聲明和宣言，聲援學生的罷課、游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青年進步組織“民主青年聯盟”和地下黨小組經常借用翁獨健家的客廳召開秘密會議。當時的燕京大學地下黨員曲慎齋、項淳一等同志以黨員的身份與翁獨健保持密切往來。翁獨健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當他得知丁磐石要去解放區工作的時候，對他給予殷切的勉勵，并不無遺憾地說：“你去解放區好好工作吧，唉，我就是腿有殘疾，行動很不方便，不然，我也去了?！北逼浇夥徘跋?，翁獨健在地下黨組織的燕京大學護校指揮部擔任總指揮，在師生中享有崇高威望。他與吳晗、張奚若等著名的民主教授一起，團結、組織燕京大學的廣大愛國進步師生，為迎接新中國的曙光積蓄了力量。
北平解放后，翁獨健與愛國進步知識分子一起，擁護黨的領導，緊密配合黨的各項工作需要，在知識分子群體中起到“領頭羊”的關鍵性作用。1949年8月31日，翁獨健與何戍雙、羅常培等12位知名教授聯名發表《我們對北平各界代表會議感想》，表示擁護黨的領導，擁護新中國，號召廣大知識分子和愛國群眾擁護、支持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新政權，團結廣大工人、農民，繼續與國民黨反動派和一切反動殘余勢力作斗爭，為中國共產黨解放北平后的政權平穩過渡發揮了重要作用。新中國成立后，翁獨健緊緊追隨黨的步伐，積極投身火熱的新中國政權建設和文化教育事業。他先后擔任燕京大學代校長、北京市教育局局長、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顧問，兼民族歷史研究室主任和全國政協第三、四、五、六屆委員，為新中國的教育、文化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十年“文革”中，翁獨健精神和身體上飽受摧殘，不僅遭到打壓，還被下放到河南息縣“五七”干校，被分配去打掃廁所。有人戲稱他為“廁所所長”。但是他沒有動搖理想和信念，沒有改變政治立場。被關牛棚期間，有的學者感到心灰意冷，表示以后要將自己的書籍賣掉，再也不搞學術研究，翁獨健堅定地說：“我還有信心，我的書一本也不丟！”之后，他重新回到科研和領導崗位，他滿懷激情，迅速投入工作。1979年11月，翁獨健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以實際行動詮釋和踐行了與黨同心同德、風雨同舟的初心夙愿。
嚴謹治學 享譽中外
翁獨健是一位優秀的歷史學家。他通曉多門語言，治學嚴謹、知識淵博、學貫中西、融匯古今，特別是在蒙元史、民族史研究領域成就斐然、享譽中外。
翁獨健是中國蒙元史研究的拓荒者，以扎實厚重的蒙元史研究成果，贏得國際國內學術界的景仰。早在燕京大學求學時期，他就選擇了以蒙元史為主要學習領域。為國爭光、立志報國，是翁獨健選擇蒙元史研究的直接原因。他在《我為什么學習元史》一文中說：“我對蒙元史研究有興趣是從大學時開始的。大學一年級聽陳垣先生‘中國史學評論’的著名課程，課上談到十九世紀以來，有人標榜東方學、漢學研究中心在巴黎，當時巴黎有幾個著名漢學家；后來日本雄心勃勃地要把漢學中心搶到東京去，當時日本研究的重點是蒙古史、元史。漢學研究中心在國外是我們很大的恥辱，陳垣先生鼓勵我們把它搶回北京來……我們同學中，聶崇岐選擇了宋史進行研究，馮家昇研究遼史，我則開始搞蒙元史研究?！痹陉愒?、洪業、鄧之誠等史學前輩的指引下，翁獨健不畏艱難，刻苦鉆研，取得優異的成績。他的本科畢業論文《元田制考》、研究生畢業論文《元代政府統治各教僧侶官司和法律》考證翔實、論證嚴謹，獲得學界好評。1935年至1939年，翁獨健遠渡重洋，留學歐美。他先是求學于美國哈佛大學東亞學系，通過三年艱辛努力，用英文完成了博士論文《愛薛傳研究》，獲得博士學位。該文在廣泛收集中外各語種史料的基礎上，深入考證了13世紀下半葉蒙古汗庭中最有影響的基督教徒愛薛的事跡，至今仍然深受國際蒙元史學界的推崇。之后他到法國巴黎大學，師從國際漢學家伯希和?；貒?，翁獨健任教于各大高校，先后發表了多篇論文，展示了深厚的學術功底，為中國蒙元史研究贏得了國際學術地位。新中國成立后，翁獨健繼續參與了蒙元史研究和學術組織的大量工作。他與韓儒林先生共同組織《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的翻譯工作，親自翻譯了該書部分章節。另外，還組織《蘇聯歷史綱要》中有關蒙古部分的翻譯出版工作，制定《蒙古史研究十二年發展規劃》，為蒙古史研究勾畫了遠景藍圖。他還受中華書局的委托，主持完成了點校270萬字《元史》的工作，組織對符拉基米爾佐夫《蒙古社會制度史》的翻譯，主持拉施特《史集》和志費尼《世界征服者史》這兩部波斯史籍的譯校，負責編寫《蒙古族簡史》、編輯《全元詩》、翻譯《馬可·波羅行紀注釋》、校訂雷納·格魯塞《蒙古帝國史》中譯本，推動了蒙元史研究的新發展。
翁獨健是新中國馬克思主義民族史理論的奠基人。新中國成立后，他積極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方法，對中國民族史上一些重大問題提出了系列開創性的理論。1956年，他在中央民族學院主編的《中國民族問題研究集刊》上發表《關于中國少數民族歷史研究的情況和問題》。20世紀80年代，他先后發表《民族關系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1年第4期）、《論中國民族史》（《民族研究》1984年第4期）、《民族史研究中的幾個理論問題》（《民族研究》1985年第1期）、《再談民族關系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民族研究》1985年第3期）、《開展中國民族史研究的幾點希望》（《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等文章，集中闡述民族史研究的相關理論問題，對于什么是歷史中國和中國歷史疆域、中國歷史上民族關系的主流、如何看待歷史上的民族戰爭和民族英雄、如何收集和運用民族史研究資料、中國民族史研究的主線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和主張。這些文章發表時間前后相距30年，但是基本觀點和主張一以貫之，即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認識和闡釋中國歷史。翁獨健的觀點和主張展現出敏銳寬廣的學術視野與遠見卓識，為新中國馬克思主義民族史研究構建了基本的理論框架，指引了發展方向，并經受了時間的檢驗，至今仍然對民族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
翁獨健既注意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方法，又關注、吸收國際研究成果，同時非常重視中國傳統史學的考據功夫。對此，他戲稱“我是中西藥都吃的人”。他在點?！对贰愤^程中，查閱了200多個不同版本，共出校勘記2600余條，可謂“一字之訂千滴汗”，為學界提供了迄今為止最好的《元史》點校版本，為中華文化典籍的傳承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高度重視收集資料，強調要“竭澤而漁”，求真求實，言必有據，反對缺乏資料基礎的空談。他淡泊名利、勤于治學、手不釋卷，把自己的書房命名為“但問耕耘齋”，寓意為學術研究不問收獲，但問耕耘。在生活上，翁獨健隨遇而安，十分簡樸，卻嗜書如命。在他的書房里，收藏了各種文字、各種版本和時代的專業書籍，琳瑯滿目，堆積如山。正是由于嚴謹治學、勤于探索、淡泊名利的精神，翁獨健在史學研究特別是蒙元史、民族史領域成就卓著，成為一代宗師。
精心擘畫 開創新局
翁獨健是新中國馬克思主義民族史學科的奠基人、掌舵人。新中國成立后，他滿懷對新中國的熱愛，積極響應時代號召，投身于文化教育事業，長期擔任中國民族史學科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嘔心瀝血、披荊斬棘、精心擘畫，開創了新中國馬克思主義民族史學科的新局面、新氣象。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翁獨健作為新中國馬克思主義民族史學科的奠基人，為民族史學科的組織、規劃，特別是人才隊伍建設做了大量開創性工作。1952年，翁獨健受命擔任中央民族學院（今中央民族大學）研究部主任，彼時中央民族學院剛剛成立一年，正是組建教學科研隊伍的關鍵時期。1956年，翁獨健又受命擔任了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主任。同年，翁獨健作為民族史研究的代表，參加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十二年發展規劃的討論和制定，對十二年內民族史研究方案提出了具體建議。1958年，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成立，翁獨健擔任副所長，分管民族歷史研究工作，兼任民族歷史研究室主任。1961年，他與吳晗、翦伯贊等發起成立民族歷史指導委員會，多次組織有關民族史重大課題的學術討論，對新中國民族史學科隊伍建設、學科發展規劃起到了領導、規劃的重要作用。在翁獨健和吳晗、翦伯贊、白壽彝、王鍾翰等著名學者的共同努力下，新中國馬克思主義民族史學科形成了一支實力雄厚、傳承有序的人才梯隊，開展了系列學科理論探討和創建工作。在此期間，以民族識別工作為基礎，新中國組織開展規模宏大、影響深遠的全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工作。這項工作的組織、領導工作以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為中心，翁獨健作為民族研究所副所長，對調查工作的開展發揮了重要的領導、組織和學術指導作用，并親自負責內蒙古、東北地區少數民族歷史調查工作，為黨和國家制定實施民族政策、推行社會改革和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科學依據，為中國民族史學科奠定了人才隊伍基礎、積累了寶貴的學術資料，為最終出版中國少數民族“五種叢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翁獨健是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民族史學科的掌舵人，為新時期民族史學科的發展、規劃付出了大量心血，發揮了重要作用?！拔母铩苯Y束后，春回大地，萬象更新，民族史學界需要一位深孚眾望、德才兼備的掌舵人。他不顧年老體衰，慨然肩負起歷史賦予的新使命，爭分奪秒，竭盡全力引領民族史學科的發展，為新時期民族史學科的恢復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1978年3月，翁獨健作為召集人，在北京主持召開了民族歷史科學規劃座談會，初擬了《一九七八—一九八五年民族歷史研究規劃》，為新時期民族史研究的發展奠定了基礎。1979年4月，在云南昆明召開全國民族研究工作規劃會議，翁獨健主持制定了《中國民族史研究規劃草案》，并在會議上對中國民族史研究提出十個建議，為中國民族史學的發展規劃了藍圖、指明了方向。他還擔任國家“六五”計劃重點科研項目《中國民族關系史綱要》主編，為這部著作傾注大量心血。翁獨健離世四年后，該書于1990年正式出版，多次榮獲國家級優秀科研成果獎項，深得學界好評，多次再版，至今仍被視為教科書級的經典著作。
翁獨健非常重視學術交流。在這一時期，由于他的倡議、推動和影響，中國蒙古史學會、中國元史研究會、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中國民族史學會先后成立，翁獨健分別擔任這些學術社團的會長、榮譽會長或者榮譽理事，為團結和凝聚民族史學界科研力量、促進國內學術交流、培養青年人才、推動民族史教學科研隊伍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1981年5月，翁獨健與白壽彝、牙含章等著名學者共同發起“中國民族關系史研究學術座談會”。會議在北京香山召開，來自20個省、市、自治區的130多位科研教學人員參加了這次座談會。會議圍繞“什么是歷史上的中國”“中國歷史上民族關系的主流是什么”等重大理論問題展開研討，形成共識，為新時期中國民族史學的繁榮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他還非常重視國際學術交流。1979年后，他多次赴國外講學或者參加學術會議，先后去法國巴黎參加中亞文化國際研究協會理事會，去美國印第安納大學講學，重訪哈佛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去蘇聯塔吉克共和國首府杜尚別參加中亞文化國際研究協會理事會和學術研討會。他與國際學術界同行保持密切的學術聯系，直到生命最后一天，他還在為接待日本學者來訪而操勞，真正做到了為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飲水思源，今天中國民族史研究事業的每一個成就，無不飽含著翁獨健的心血和期望！
春風化雨 甘為人梯
翁獨健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是莘莘學子的良師益友。自1939年回國，在此后將近50年的執教生涯中，他始終教書育人、獎掖后學、嘔心瀝血、春風化雨、甘為人梯，為青年學子指引人生方向和學術道路，特別是為新中國蒙元史、民族史研究培養了一批專業人才，推動了學術研究的傳承和發展，為中國教育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1939年，翁獨健歸國后，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學、燕京大學、北平中國大學，開設歷史學及相關課程，如史學入門、中西交通史、世界史、蒙元史、遼金史、亞洲史、俄國史、中亞歷史語言研究、中西文化關系史、史學方法等。翁獨健知識淵博，講課深入淺出、引人入勝，深受學生歡迎。據當年在北平中國大學的學生回憶，他上課的時候，不但教室里座無虛席，而且走廊和窗臺上都站滿了聽課的學生。他在講課中總是盡量收集新史實、新成果、新觀點，并毫無保留地向學生傳授自己的研究心得，指導學生如何開展專業研究，使學生大為獲益。翁獨健在課堂上不僅傳授歷史專業知識，而且向學生傳播愛國進步思想，鼓勵學生追求真理、追求光明。他愛護學生，在進步學生遭到通緝、搜捕的危急時刻，他奮不顧身，盡全力保護學生。1948年8月，六七百名國民黨反動軍警特務封鎖了燕京大學，要求進校搜捕進步學生。當時有人提議，讓一兩個情節較輕的被通緝學生出來自首，借此解除對學校的封鎖，好讓其余被通緝的學生脫身。翁獨健聽說后堅決反對。后來，在翁獨健與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等進步教授的共同努力下，被通緝的燕京大學進步學生全部轉危為安。
新中國成立后，翁獨健調任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主任，后又擔任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長兼民族歷史研究室主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元史研究室主任，培養了大批蒙元史、民族史專業人才。從1963年招收第一屆研究生開始，翁獨健前后共招收十屆研究生。他們大部分在蒙元史、民族史領域學有所成，成就突出，成為學術界的領軍人物。其中，成就特別突出的有姚大力、劉迎勝、羅賢佑、薄音湖、任崇岳、郝時遠等知名學者。還有不少學者雖然不是翁獨健的親炙弟子，但受到過他的親自指導栽培，對他執立弟子之禮，如羋一支、林幹、周清澍、亦鄰真等知名學者。他對青年學子循循善誘、因材施教、誨人不倦。凡是接受過他教導的學子，無不對他的學識淵博、為人正派、和藹可親、寬厚包容留下深刻印象。據羅賢佑回憶，翁獨健談鋒甚健，又循循善誘，使人如坐春風。他對學生生活關懷備至，對學業嚴格要求。有一次，學生們想憑借他的威望，請他寫一封幫助發表論文的推薦信。翁獨健嚴肅表示，發文章要靠質量，不能靠人情，最終沒有寫推薦信。翁獨健對學界剽竊他人學術成果的不正之風十分憤慨。薄音湖深情回憶往事，他說：“先生對剽竊他人成果的惡劣學風深惡痛絕”，面對剽竊成果的事件，翁獨健“用最激烈的言辭大聲地斥責這種卑劣的行徑，說這種人做人都做不好，談何做文章！”他的言傳身教對學界起到了激濁揚清的作用。他對學生的研究工作非常關心，勉勵有加。據郝時遠回憶，他第一次與翁獨健談起研究工作時，很猶豫地談到蒙元時期的高麗問題，認為這個選題雖然很有研究意義，但是心存顧慮。翁獨健說：“我支持你搞這個課題，思想要放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和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待這個問題?！痹谒墓膭詈椭С窒?，郝時遠最終完成了《金元之際的蒙古與高麗》一文并公開發表。此外，在蒙元史、民族史研究領域和翁獨健工作過的單位，大批中青年學者受到他的指點、提攜，對他滿懷仰慕感恩之情。
由于翁獨健的指導教誨、無私奉獻，當前，蒙元史、民族史研究領域已經形成一支實力雄厚、傳承有序的教學科研隊伍。在他當年悉心培養、指導的青年學子以及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傳人中，不少人已經或者正在成為各個教學科研崗位的骨干力量，真正實現了薪火相傳，桃李滿天下。
桃李無言 下自成蹊
長期忘我的工作侵蝕了翁獨健的健康，使他積勞成疾，晚年疾病纏身。但他仍然頑強地與病魔斗爭，爭分奪秒為黨的事業努力工作。1986年5月28日，翁獨健在一天的忙碌工作后，因心臟病猝發，搶救無效而溘然長逝，永別了深愛他的家人、師友、同事，永別了他鐘愛的事業。
哲人斯逝，風范永存。翁獨健留給后人無法估量的精神財富。他矢志不渝地忠于黨、忠于人民，為黨和人民的事業鞠躬盡瘁，一息尚存，奮斗不止。他重情重義，在“文革”期間，對蕭乾、王鍾翰等落難舊友不離不棄，不顧個人安危，為他們挺身而出，施以援手，展現了淳樸的道義擔當，用行動詮釋了人間真情，在士林傳為佳話。他不畏權勢、剛正不阿，對某些人借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誣陷、打擊歷史學家吳晗的惡劣行徑給予義正詞嚴地揭露和駁斥，展現了一位史學家和愛國知識分子實事求是、堅持真理的高尚人格，令人肅然起敬。他自強不息、努力拼搏的奮斗精神，追求真理、堅持原則的高尚情操，一絲不茍、求真求實的嚴謹學風，淡泊名利、甘為人梯的人生境界，胸懷坦蕩、光明磊落、正直無私的高潔人品，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傳承和發揚。桃李無言，下自成蹊。斯人已逝，但翁獨健的事跡和精神將代代相傳，以至無窮。
?。ㄗ髡呦抵袊褡迨穼W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