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觀視域中的美好生活

　日期：2021-08-2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黨的十九大報告從戰略高度作出了重大的歷史性判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如何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理解“美好生活”、實現“美好生活”，是一項具有重大理論和現實意義的課題。一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建構正是以反思資本主義對人的異化為起點，通過重建現代性，提出作為美好生活的共產主義；另一方面，歷史唯物主義作為科學的社會理論，其對于探尋“新時代”美好生活的治理原則也具有啟示性的價值，而一旦離開歷史唯物主義，美好生活的理想就會成為“空想”。

　　　美好生活觀的“古今”之變

　　“美好生活”在哲學上作為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其中的“生活”概念指向是“社會生活”，其思考的是“人”這樣一種 “類”存在物“應該”如何選擇“好生活”的問題。在古代哲學中，這個問題牽涉到更大的普遍性和真理性，既是一個倫理學問題，也是一個存在論或真理論的問題。而一旦把有關好的生活、好的社會的知識作為思想的目標，政治哲學就出現了。在此，“政治”表示主題和對象，即探求美好生活；“哲學”則表示一種徹底性、整體性的處理問題的方法，以期獲得關于政治事物的“整全的知識”。在這個意義上，蘇格拉底作為政治哲學的創始人，其關于“知識即美德”的信條寓意對美好生活的選擇首先是以掌握關于何謂好生活的相關“知識”為條件的，而哲學就是要掌握有關好社會的“知識”以取代種種“意見”。進一步，無論柏拉圖的“哲人王”政制，還是亞里士多德的政體類型學，也都把建構美好生活理解為探究最好的政制。由于他們都將美好生活直接關聯于一種善的目的，而政治被認為是按照這一目的對生活進行安排、組織的形式，因此古典政治哲學大體上具有一種理想主義特征，即使被認為具有現實主義品質的亞里士多德，也承認最佳政制秩序的建立是需要無法把捉的機運的。

　　決定性的轉折點來自馬基雅維利。馬基雅維利有意識地降低了目標，把關注點從人的道德存在落實在人的現實存在上，不再把美好生活的實現訴諸最佳政制，而是轉向權力政治。進一步，霍布斯通過以自然權利置換自然法的義務論傳統，開啟了現代契約論政治。到了洛克，對私有財產的論證進一步使現代自然權利論和分權制得到完善化論證。至于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則在先驗哲學層面以德國哲學特有的純粹性和抽象性為現代性政治的主體原則進行概念化的論證。按照列奧·施特勞斯的觀點，這些“現代的解決方案”看似不同，但其中包含一個共同傾向，那就是從對人的高尚目的的追求轉向對人的開端進行思考，其結果必然把人下降為一種受怕死的、追求舒適地自我保存的欲望推動的存在，而作為共同生活的政制，也建立在這些自然激情之上，把實現人的自然權利視為目的。在這個意義上，現代政治哲學對于何謂美好生活的理解發生了巨大的轉折，也就是從追求道德與人性的完善下降到追求安全、舒適以及財富的占有等實際目標上。

　　然而，現代政治哲學在消解掉古典的道德目的論后，發軔于啟蒙運動之初的那些作為現代性目標的普遍富裕、自由、平等也并未真正得到實現。資本主義的洪流使“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尤其在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之后，人類從對啟蒙的無限憧憬徹底墮入虛無主義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唯物史觀所發動的資本主義批判，意圖在于挽救現代性，重塑人類美好生活的理想。

　　唯物史觀開啟探尋美好生活的現實道路

　　從反思現代性來看，馬克思在《萊茵報》時期對貧苦階級的關注推動其展開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以揭示國家的階級本質。在《論猶太人問題》中，馬克思指出自由主義價值的背反性，從人的解放推進到社會解放。社會解放實質是對市民社會自身的揚棄。在對市民社會進行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最初成果《巴黎手稿》中，馬克思得出“自我異化的揚棄與自我異化走的是同一條道路”，表明了只有通過揚棄私有財產、重建人與對象世界的統一性，個人才能在自由自覺的勞動中實現感覺的豐富性，使生命表現為一個內在和諧的整體。在此，哲學共產主義直接內蘊了對屬人的美好生活的理論想象。

　　到了《德意志意識形態》階段，馬克思超越資產階級市民社會觀，以“現實的人”及其物質實踐為起點確立起透視社會歷史的生產視角，由此不僅在社會性層面推進了勞動的對象性思想，指出現實歷史的前提是滿足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并且從分工揭示出從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封建等級所有制到現代資本主義所有制生成的歷史邏輯。其理論意義不僅在于說明“從市民社會出發闡明意識的所有各種不同的理論產物和形式……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這一唯物史觀的原理，并且由此指出現代性得以被超越的客觀基礎——由現代大工業所創造的強大的社會力量，“即成倍增長的生產力”。在唯物史觀視野中，現代性既源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同樣因其步入困境：迄今為止，這種社會力量和共同活動本身還不是自愿而是自然地形成的，由此產生了外在于人的異己的統治力量，也即異化或物化。這就意味著，美好生活的實現必須消滅物化的社會現實、重塑人的主體自由。依據唯物史觀，物化之克服無非在于使異己的強制力量重新成為屬人的“聯合力量”，而共產主義就是“自覺地把一切自發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創造，消除這些前提的自發性，使這些前提受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支配”。在此意義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把美好生活的實現從哲學共產主義落實在了現實的“共產主義運動”中。

　　不過，《德意志意識形態》只是為透視社會發展提供了一般的生產視角，而只有深入到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才能超越生產邏輯的人本學，對歷史特殊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與勞動形式的規定性進行把握。此時，異化被理解為資本的抽象統治的結果。因為資本之所以為資本，就在于作為支配別人勞動的權力通過剝削剩余勞動而達到自身增殖的目的。在作為生產關系的意義上，資本具有一種存在論的意蘊：它是衡量一切存在的比重的“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而事物自身的內在豐富性卻被抽象掉了。因此，現代性是一個資本成為主體、人成為客體的世界。資本一方面像魔鬼一樣是統治一切的力量，另一方面，資本作為“文明”，是社會交往發展的推動力。馬克思不止一次闡明，科學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就是揭示資本主義中的“新社會的因素”，最大程度地發揮“資本的文明面”，這一點尤其在《資本論》第三卷關于生產合作社、“社會資本”的論述中有明確的揭示。

　　總之，由于現代性的存在論基礎是資本邏輯，對于現代性的重建亦要求重新占有、駕馭資本邏輯，也就是最終依賴革命階級通過重建社會所有制結構推動資本主義生產力向社會力量的轉變，使資本運動中所生產的共同性的要素轉化為真正的社會性的要素。這就是唯物史觀視域所開啟的美好生活的現實道路。

　　　（作者單位：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