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興盛催生造紙術的發明
日期：2021-08-2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造紙術與指南針、火藥、活字印刷術并稱為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對人類文明的進步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然而長期以來，有關造紙術的發明時間，以及蔡倫究竟是造紙術的發明者還是改進者，學界聚訟紛紜，尚無定論。
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盡管已陸續發掘出土了多批“古紙”（有的稱作“類紙物”），學者們也據此考證認為在西漢時期就有了植物纖維紙麻紙，但蔡倫是不是造紙術的發明者，應該如何認識文獻史料對蔡倫發明造紙術的記載，這都還需要澄清。實際上，無論造紙術起源于西漢還是東漢，蔡倫是造紙術的發明者還是改進者，造紙術的發明都與當時的主流學術文化——經學，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這一點長期以來一直被學者忽視，要想澄清這個問題必須多學科通力合作，共同努力，如此才能有更大突破。
時代背景：漢代經學的文化樣態
“漢代是經學昌明與極盛之時代”，自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經學大行于世，迅速發展，以至于“經學自漢元（帝）、成（帝）至后漢，為極盛時代……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漢武開其端，元、成及光武、明、章繼其軌”（皮錫瑞《經學歷史》）。作為漢代的主流思想文化形態，經學對當時社會的政治、文化、學術等方面都產生了重要影響，逐步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漢代經學不單純是一門學問，而且是士子改變命運、進入仕途的通道和工具，通經是當時人才選拔的重要標準，經學也就發展成為了利祿之學，所以當時鄒魯一帶就有“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漢書·韋賢傳》）的說法。
漢代經學的獨特地位與影響，使得造紙術與經學及漢代學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研究者已注意到了這一點。如日本學者清水茂《紙的發明與后漢的學風》（《清水茂漢學論集》，中華書局2003年版）、查屏球《紙簡替代與漢魏晉初文學新變》（《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5期）、劉躍進《紙張的廣泛應用與漢魏經學的興衰》（《學術論壇》2008年第9期）等，都對造紙術發明后給漢代學術思想文化帶來的影響作了較為全面深入的論述，有助于加深人們對漢代學術的認識和理解，也能夠看出造紙術與漢代經學的緊密關系。
總體上說，造紙術的發明與改進，包括蔡倫發明“蔡侯紙”，都是在漢代經學的背景下醞釀并產生的，受到漢代經學學術文化的影響，這一點是肯定的。
直接動機：刪繁就簡的現實需要
蔡倫發明的“蔡侯紙”是見諸史料記載的“最早”的紙。《后漢書·蔡倫傳》載：“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并不便于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漁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東觀漢記》卷十八《蔡倫傳》亦載之，內容大致相同。兩書對蔡倫發明造紙術的記載，得到許多學者的認可，如紙史研究專家曹天生認為：“蔡倫發明造紙術，無論從文獻記載、從發明的含義，還是從邏輯推論來看都是成立的……蔡倫在以往人們探索發明造紙術的基礎上，真正發明成功造紙術，是真正的造紙術發明者。”（曹天生《造紙術發明者蔡倫：論爭與認識論意義》，2020年《中國造紙學會第十九屆學術年會論文集》）
那么，蔡倫當時作為小黃門（宦官），他發明或改進造紙術的動機和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人們往往注意到“縑貴而簡重，并不便于人”這一實用便利的目的，而忽視了一個更為深層的社會文化原因，那就是簡牘作為書寫材料限制了經學文本的流通和傳播，而東漢經學的迅速發展迫切需要更為輕便易得、書寫便利、承載更多內容的書寫載體，這是蔡倫發明造紙術的深層次動因。這也正是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中總結的，紙最初之所以能在中國而非歐洲的文化環境中發明或利用，其中一個原因便是大眾普遍要求更好的書寫材料。
東漢經學以博通為主，士人也以此為追求，但隨著經師對經義的反復闡發和引申，經學煩瑣的問題也日益引起了士人的關注。光武帝曾下詔：“《五經》章句繁多，議欲減省。”（《后漢書·章帝紀》）可惜成效甚微。隨著經學的蓬勃發展，章句之學也越來越繁蕪，再加上家法、師法的局限，出現了“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余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后漢書·鄭玄傳》）的現象，這給士人掌握經學知識帶來很大負擔。所以，從東漢中后期開始，士人對經學刪繁就簡的要求越來越強烈，這也符合經學學術發展的趨勢。洛陽作為東漢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學術文化繁榮，教育發達，是有理想、有抱負的士人的游學圣地。當時的最高學府太學就設在洛陽。
許多士子為了通過游學增長知識，獲得仕進機會，通常要背井離鄉，負笈遠行，承擔經濟、心理等各方面的壓力。因而，他們對章句煩瑣的經學學問自是深感厭惡，希望在較短時間內掌握經學的核心要義，所以精簡經義、反對連篇累牘的章句之學就成了經學發展的方向。就漢代經學的載體而言，蔡倫發明或改進造紙術之前，主要是竹木簡牘和縑帛，簡牘相較于紙張體積大且質量重，書寫和攜帶不便，《后漢書·蔡邕傳》就說蔡邕藏書豐富，“載數車與王粲”。加之漢代的出行方式多以徒步負笈或策馬揚鞭為主，這就更增加了士人游學攜帶書籍的不便。
縑帛雖然輕便，書寫也容易，但價格昂貴，不易得，非一般人所能使用。經書攜帶、流通的不便和經義闡發的煩瑣都不利于士人的學習和經學知識的傳播，因而士人無論在文化發達的地區游學，還是游學后到地方任官或者回原籍教授生徒，都迫切需要經書的刪繁就簡。而“縑貴而簡重”的現實已不能滿足人們的文化需求。正是由于這樣的原因，《后漢書·蔡倫傳》才說：“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并不便于人。”基于這個動機，蔡倫創造性地發明了“蔡侯紙”。
漢和帝駕崩后，殤帝隨后駕崩，安帝年幼，鄧太后臨朝，她非常重視文獻的整理與校訂，所以令通儒及良史到東觀校書，正定經文，而負責監管工作的正是蔡倫。鄧太后選擇讓蔡倫主管其事，除政治上的考量外，最主要的原因是蔡倫頗具儒家經學方面的修養，對經學的實際狀況以及煩瑣的弊端有著充分了解。可以說，東漢后期經學發展的現狀與蔡倫發明造紙術的動機是一致的。
深層動因：明經取士的用人制度
漢武帝之后，儒家經學成為統治思想和官方學術，通曉儒家經典成為漢代入仕的主要條件，儒學也發展成為漢代的主流學術，經學得到了迅速發展，當時的選官制度、經濟政策、法律制度、救災措施、民族政策等，無不閃爍著經學的“身影”。加之，察舉制是漢代最重要的仕進途徑和方式，也是選官制度的主體，與經學密切相關，甚至特設明經一科，察舉通曉經學的人才。朝廷明經取士的指揮棒，直接促進了漢代經學的繁榮和士人對經學學術的追求。
經學作為利祿之學，是漢代士人進入仕途的唯一途徑，而長期以來以竹木簡牘作為書寫材料和文字載體的現象，嚴重影響了士人對經學的學習，也不利于典藏和流通。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經學知識的日益積累和豐富，士人迫切需要一種更加簡便的書寫材料，以滿足其對經學學習的需求。蔡倫在朝廷中憑借其特殊的身份與地位，能夠接觸到上層統治者和大量的經生儒士，深知他們研習經學的苦衷，深感簡牘書寫的不便，所以發明了“蔡侯紙”。
綜上，造紙術的發明與漢代經學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正是漢代經學的文化背景和學術特點催生了“蔡侯紙”的發明，意識不到這一點，就無法真正澄清造紙術發明的歷史真相。這也啟迪我們，學術研究的主旨不僅在于揭示歷史的真相，而且還在于探究和揭示社會現象背后潛在的深層動因。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潛夫論》文本的構建與東漢學術的演進研究”（20CZW027）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內蒙古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