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浙抑吳 文出心聲

　日期：2021-08-2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李開先（1502—1568），字伯華，號中麓子、中麓山人，今山東章丘人。明嘉靖八年（1529）進士。先后為戶部主事、吏部考功司主事，旋升吏部驗封司員外郎、郎中，又改文選司郎中，尋擢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等職。嘉靖二十年罷官。其人性好蓄書，筑有“萬卷藏書樓”，是當時著名的藏書家，又精書畫鑒藏。李開先所著《中麓畫品》成書于嘉靖二十年，收羅上自明初下至嘉靖年間的畫家作品進行品評，是一部斷代畫品著作。

　　《中麓畫品》體例上采用品評體方式，全書分為五篇。第一篇論各家梗概，采用比喻性的言辭，對諸家的藝術品格進行論評，寓褒貶于其中。第二篇以“六要”綜括各家所長，以“四病”指摘諸家所短。第三篇搜羅各家的尺寸之長，使無遺漏。第四篇以類相從，區分各家為六等，但各等之中不再加以高下之分。第五篇追溯各家的藝術淵源，并有所評論。

　　該書的品評方法在繼承前代畫論著作的基礎上有所創新。體例不拘窠臼，豐富而靈活，有別于以前較為單純的品評體形式。文字語言亦生動活潑，善用修辭手法。如“筆無骨力，單薄脆軟，如柳條竹筍，水荇秋蓬”（評“弱”），“如五代之官，帽則烏紗，身則屠販”（批王諤），“如富春先生，云白山青，悠然野逸”（贊陶云湖）。李開先這類生動形象化的語言，一改之前玄妙無從捉摸的表述方式，呈現給讀者最為樸實的感官體驗，雖不免有溢美偏頗處，但仍值得借鑒。

　　與前代官方編修畫史有別，《中麓畫品》的撰寫屬于個人繪畫史著。正如李開先在序中寫道：“常山葉子則云，流觀當代，未見上于予者，且請撰次品格，為藝林補缺焉。于是乃作《畫品》五篇。”可以看出，個人愛好、親友拜托、同鄉關系等因素是《中麓畫品》成書的原動力。從撰史出發點來看，該書體現了鮮明的個性特征，這同時也是明代編著繪畫史的一個顯著特點。

　　《中麓畫品》提出了一些個人的、獨特的繪畫見解。對繪畫功能方面的認識，李開先不止于前代畫學中如“暢神”“怡情”“勸誡”等繪畫功能的基本看法，還提出了繪畫具有幫助人們認識事物道理的功能。對于繪畫流派問題，李開先崇尚宋元和明代“浙派”，貶抑明代其他畫家，特別是吳門畫派。“崇浙貶吳”成為該書的一大特色。

　　李開先共品評了已經去世的30位畫家，僅對其中8人持肯定的態度，主要是戴進、吳偉等“浙派”畫家，還包括元代的畫家倪云林，對其他畫家則存有不同程度的貶抑。對于自己不認可的畫家，李開先直接貶低，毫不掩飾，不惜與主流看法相左。即便通常被認為地位很高的如沈周、林良、邊景昭等畫家，李開先對他們的評價也很低。如品評“沈石田如山林之僧，枯淡之外，別無所有”，“林良如樵背荊薪，澗底枯木，匠氏不顧”，“邊景昭如糞土之墻，圬以粉墨，麻查剝落，略無光瑩堅實之處”。

　　對于他傾心的“浙派”畫家則品評為，“戴文進之畫如玉斗，精理佳妙，復為巨器”，“吳小仙如楚人之戰巨鹿，猛器橫發，加乎一時”，“陶云湖如富春先生，云白山青，悠然野逸”等。就當時的歷史現狀而言，“浙派”大勢已去，其后勁余緒多被評為狂亂邪學，而“吳派”繪畫正處于上升時期。當然，“浙派”一詞出自明代后期，是董其昌提出來的，此時所謂“浙派”并沒有后來畫史上的貶斥之意。

　　李開先是明代中葉畫壇上唯一一位為“浙派”畫家辯護的評論者。究其原因，這同他的成書背景和個人人生境遇是緊密聯系的。李開先在《中麓畫品》后序中借戴進之口，道：“進曾自嘆曰：‘吾胸中頗有許多事業，爭奈世無識者，不能發揚。’予論不能詢于今之人，敢妄求之于今之人哉？公論久而后定。進不待久，不識即有知予者乎？抑或有罪予未久而知之者乎？”

　　李開先在以戴進為首的院體“浙派”畫家群體身上找到了共鳴之處。李開先官居高位，所結識的人物多為上層皇家宗室、勛貴等，而“浙派”山水畫中表達的士大夫正統秩序的情結，令其在仕途受挫后“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使命有所激發。因此，該書可視為他解胸中郁氣的移情之作。從某個層面來看，對于“浙派”繪畫的推崇，也是士大夫維護正統秩序的體現。

　　《中麓畫品》是中國美術史上的畫學著作之一，內容涉及明代繪畫史、繪畫鑒賞與批評等許多方面，是我們了解明代中期繪畫的基本史料。它對于考察、窺探吳浙兩派的畫學背景有所幫助，是一部重新探討“浙派”歷史地位的重要書籍。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