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生命之學的歷史學
日期：2024-12-11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100多年前，英國的《心靈》（Mind）雜志在1922年第31卷上刊登了一組“三人談”，論題是“歷史學和科學是不同的知識嗎？”三位作者分別是柯林武德、A. E. 泰勒、 F. C. S. 希勒。柯林武德著眼于“求同”，針對習以為常的看法——科學追求普遍性而歷史學探討特殊性，認為這種劃界方式是一種認識謬誤，歷史學與科學都是以個體為研究對象的求知過程，而個體兼有普遍性和特殊性。泰勒強調要“立異”，認為科學家和歷史學家回答的是不同的問題，科學家負責解釋事實是如何發生的，歷史學家還要說出他對事實為何如此發生的理解。希勒更多地傾向于認同柯林武德的觀點，希望在上述二者之間做出調和，強調科學和歷史學的功能有別，前者面向未來，而后者面向過去，同時彼此之間互有借助。
歷史學是不是一門科學？我們用簡化的方式把以往的答案分為三類：第一，在現代科學誕生之前，歷史學已有悠久的傳統，其獨特的價值與功用不需科學的加持也能得到證明；第二，現代歷史學吸納了自然科學的方法，成為有自己特性的一門科學，科學就是它的本質屬性；第三，盡管科學方法可以應用于歷史學，但歷史學還有不適用科學方法的對象和內容，因而它終究不同于一般的科學。
歷史學走向科學化
及其思想的反彈
科學革命發生在16、17世紀的歐洲。歷史學的科學化，首先是在歐洲完成的。19世紀科學思想最顯著的變化，就是發現自然有演化的過程，因而一切探究自然界在時間中變化規則的新發現都有可能成為探究歷史變化過程的借鑒。既然每一種自然科學都是從確定事實開始，發現其中的因果關系，進而形成規律性認識，那么，同樣的認識過程也適用于人類歷史的研究。奧古斯特·孔德就是帶著這樣一種對自然科學的理解，企圖針對人類社會領域創立一門實證主義的新科學，揭示其中的變化規律。與各種歷史學的專門學者相比，他儼然是一位超級歷史學家。而在歷史學的實踐中，語文學文獻考證方法的成熟，加上外交檔案的開放以及錢幣學等輔助學科的發展，使得19世紀的歷史學研究大放異彩。從德國開始，有了尼布爾、蘭克、德羅伊森、蒙森等大師級的歷史學者，繼而法國出現了泰納、古朗士，英國有了阿克頓、J. B. 伯里，他們以歷史檔案為基礎，基于嚴格考辨的史實重構，開創了國史書寫的新局面。19世紀末的歷史學家開始有自信，宣稱歷史學像力學、化學一樣，也是科學之一種，可以揭示出歷史世界的真相。
不過，這種將歷史學提升為一門科學的實踐，是否在理論層面經得起推敲，是一個值得反思的大問題。這一問題正是史學理論在19世紀的起點。這么說，是否忽略了18世紀理性時代那些思想家們的貢獻？其實不然，他們尚未看到歷史學在19世紀發生的新變化，所思考的問題方向更多地落在歷史的本性而非歷史的認識上。如果說，19世紀末《史學方法論》《史學原論》兩書是從正面總結“科學的歷史學”的原則與方法，而德羅伊森、狄爾泰則代表的是，在德國學術界內部，對于歷史學“科學化”倡導的懷疑和反思。在德羅伊森看來，歷史學絕非像孔德所認為的那樣，可以將歷史事實當作自然事實一樣來研究。狄爾泰及其后學沿著德羅伊森的方向，反抗自然科學的霸權，試圖開辟自然科學之外的另一塊知識領域——文化科學。
以蘭克為代表的“科學的歷史學”，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逐步傳播到歐洲之外，產生了世界影響。與實踐領域相比，歷史學在理論層面的自我反思卻是步履蹣跚。20世紀二三十年代，柯林武德將科學概念理解為一種系統的理性的知識，自然科學與歷史學都是其中的組成部分，而且各有各的方法。他所致力的目標，就是努力將那些錯誤引入的自然科學思維從歷史學中清除出去。
對元問題的追問
在史學理論領域，觀察19世紀后期以來的學術發展，大致可以區分出歐陸和英美兩種趨向，就像在現代西方哲學中習慣使用的觀察方式一樣。歐陸趨向更加偏重歷史學與生活經驗的連接，乃至會強調其在現代科學之前更深遠的思想根源；英美趨向是在柯林武德之后所開辟出來的研討方向，更多的是邏輯分析，重心落在如何完善歷史知識的可靠性論證。當然，具體學者并不容易歸類，比如柯林武德，他雖然是英國思想家，但其思想底色更接近于歐陸趨向。整體而言，相對于18世紀的歷史哲學以歷史本性為核心，現代西方史學理論的重心在于發展歷史知識的認識論，也就是總結19世紀取得突破的歷史學實踐經驗，后者無論我們稱之為蘭克史學、科學的歷史學，還是實證主義的歷史學，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以自然科學方法為典范。因而，現代西方史學理論所提出的一切具體的問題，其前提預設是關于歷史學與科學之關系的某種理解。
如前所述，“歷史學是不是一門科學”，答案可分為三類。德羅伊森以及其他德語學者發展的是第一類答案，在他們看來，歷史學家的使命遠不止是弄清事實，它還是對人的生存本性的理解途徑。換言之，歷史學是生命之學。不管你是否愿意稱之為科學，它與以自然世界為對象的科學是完全不同的東西。第二類答案，其中包括兩種相對立的態度，一種是將自然科學作為科學的標準，另一種是像柯林武德那樣，將自然科學、歷史學均視為科學，而不以自然科學為標準。持前一種態度的是那些把歷史學的使命視為確立事實、發現規律的歷史學家，持后一種態度的就是類似于柯林武德這樣的批判者。第三類答案，可以將何兆武視為代表，歷史學的本性是合二為一的，一半是科學，一半是生命之學。用他的表述方式來說，就是歷史有兩重性，包括自然要素與人文要素，相應的歷史學也有兩重性，包括理性的與非理性的部分。
對于17世紀以來西方思想的發展態勢，何兆武認為，由笛卡爾開創了一條理性主義的路線（“以腦思維”），自然科學和啟蒙運動的成功，進化論與實證主義的勝利，都要歸功于它，分析哲學就產生在它的延長線上；由帕斯卡開創了另一條非理性主義（不是反理性）的路線（“以心思維”），到19世紀末形成了對于前者的反彈，生命哲學由此發展而來。如果參照這種思想分野，再來看現代史學理論中的認識分歧，那么，在前者眼中的歷史學，理應成為一門科學，而在后者眼中，它應該是生命之學。
我們的全部尊嚴就在于思想
如果我們把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任務規定為嚴格地、真實地再現過去所發生過的人類經驗，那么，作為生命之學的歷史學，其使命就是對古往今來的人類生存處境的理解與體悟，進而還應作出自己的選擇與評判。二者理應兼容，而不是偏廢。但是，就以往的理論研討來看，后者所得到的重視遠不如前者。作為生命之學的歷史學，它的根基所在，帕斯卡廣為人知的一段話足資說明：“人只不過是一根葦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因而，我們的全部尊嚴就在于思想。”
一個優秀的歷史學家必須是一個或幾個專門領域的專家，他的每一篇論文、每一部著作絕不浪費筆墨，總是要發現新的史料，講出新的故事，解答懸而未決的難題。歷史學的寫作，就是歷史學家自己站在審判臺上，展示他自己心靈的強與弱、善與惡。一個能稱得上是偉大的歷史學家，我們對他/她的期待，就不僅僅是見微知著的史料解讀、探幽索微的偵探手段、炫人耳目的書寫技巧，還有他/她的人生，足以代表一個時代的勇氣與良知。
以上討論限于19世紀以來的西方史學，大體上可以說，是科學主義的大行其道與反對派的輕吟低鳴。如果我們將傳統悠久的中國史學納入視野，不難發現上述第一類答案，或者說作為生命之學的歷史學，在古代中國史學的實踐與反思中有頗多可以相互參照的思想材料，或許在未來，這些中國史學的經驗可以為史學理論的反思提供更多的可能。
（作者系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