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文學和翻譯中的鄉愁
日期：2024-10-30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探討余光中的文學和翻譯思想，離不開“現代性”和“鄉愁”這兩個主題。余光中的文學和翻譯圍繞中西之間及傳統與現代的關系展開。有論者指出：“余光中詩意的思想不僅隱含著20世紀中國文學從‘古典’到‘先鋒’的孕育新生，也燭照著20世紀中國新文化精神之生發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演進歷程。”
余光中左手寫詩，右手為文，兼事翻譯與評論。面對現代性與傳統的沖突，余光中主張融合中西，找到傳統與現代結合的方式，走“新古典主義”之路。這種主張不僅體現在他的文學創作中，也體現在他的翻譯實踐和翻譯評論中。他不僅在散文、詩歌中抒發故國之思，表達對祖國山河和人文歷史的向往與追求，還在翻譯中“返鄉”，通過翻譯找到現代和傳統的結合之路，找到中西對話之道，在語言表達中尋求文化身份認同，抒發鄉愁，完成文化上和心理上的“返鄉”之旅。
鄉愁與文化認同
余光中說：“所謂鄉愁，原有地理、民族、歷史、文化等層次，……鄉愁并不限于地理，它應該是立體的，還包含了時間……地理的鄉愁要乘以時間的滄桑，才有深度。”在不斷思索傳統與現代關系的過程中，在不斷地創作實踐與探索中，余光中實現了從傳統到現代再到“新古典主義”的轉變，不斷抒發鄉愁，完成文化與心理的“返鄉”之旅。
中國傳統文化和古典文學是余光中的根，是他創作的源頭。余光中在一次訪談中表示，對自己影響最大的是中國古典文學，其次是西洋文學，最后才是“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余光中三次旅居美國，這些經歷增長了其學識，拓展了其文化視野，深化了其“鄉愁”理念。在歐美求學講學的豐富經歷、現代性的沖擊、異國語言文化的推動，給予他從外部觀察母語和母語文化的機會，在內與外的辯證觀察中，余光中對于母語和故鄉有了新的理解。他逐漸摸索到了文學創作的道路，認識到了建構一國文化的應有之義，看到了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的重要意義。
余光中推崇傳統，強調傳統對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他認為，傳統是一個民族最耐久、最優秀的智慧結晶，流在后人的血管里，出入于后人的呼吸之中。傳統博大而精深，是一個雪球，要不斷地努力向前推進，方能愈滾愈大。他利用傳統，發揚傳統，重新認識傳統，使之與現代人的生活相結合形塑成新的傳統，從而推動文化的發展。
在吸收外來文化影響、踐行“新古典主義”的過程中，余光中一次又一次撲向母語文化的懷抱，一次次在語言表達中抒發鄉愁。這是實現文化身份認同的過程，是皈依母語文化并在創造中提升母語文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余光中構建了一個“創造性的自我”，實現了在語言中找到回家之路的理想。
翻譯與文化返鄉
余光中的翻譯評論和翻譯實踐始終緊緊圍繞翻譯對中華文化和漢語的影響展開。他在詩歌與散文創作中抒發鄉愁，探索并實踐“新古典主義”，也在翻譯中踐行“新古典主義”、擁抱中華文化。
余光中認為，翻譯可以對文化發生重大的影響。好的翻譯可以促進本國文化的發展，劣質翻譯則會帶來不良影響。在劣質翻譯中，“惡性西化”的譯文是主要問題。早在1961年，余光中就已警覺到西化之失，發表多篇評論，深入分析了中文西化的歷史背景、“惡性西化”中文的表現及形成原因，直陳惡性西化帶來的影響，提出“善性西化”之道。
在余光中看來，與梵文相比，英文對中文的影響能滲入文法，主要原因在于西方文化借英文及翻譯大量輸入之時，正值中國文化趨于弱勢，文言已經僵化，白話剛剛發展、力有不逮，所以產生了“消化不良”的現象。“畸形歐化”或“惡性西化”是很多中譯最嚴重的問題，主要原因是中文不濟，而不是英文不解。這樣的結果，自然是劣譯迭出，美麗的中文遭受日漸嚴重的扭曲與污染。余光中表示，一般知識分子包括在校的大專學生在內，所寫的白話文“惡性西化”的現象正日益嚴重。
余光中同時提出，高妙的西化更可以截長補短，但是太快太強的西化破壞了中文的自然生態，就成了“惡性西化”。對中文發展有益的是“善性西化”，是“西而化之”以致“化西為中”。上乘的翻譯是“善性西化”的樣品。余光中引用錢鍾書等翻譯大家的作品闡釋何為上乘翻譯，何為“善性西化”。他認為，譯者中文功底深厚，博學多識，外語功力高強，精通截長補短化瘀解滯之道，就能用無曲不達的中文去誘捕不肯就范的英文。這種“西而化之”的上乘譯文遠勝“西而不化”的無數創作。
余光中對翻譯、文化與語言的思考也滲透著對現代性的反思，努力通過上乘翻譯建構一個現代中國形象。他深入思考五四新文化運動帶來的影響。對于“五四”拗口語言和翻譯腔的分析，其實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激進現代派的反駁，是重視傳統、強調傳統作用的表現。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激進派主張全面革除文言，代之以歐化語言，甚至是世界語。世界語雖然沒有完全成功，但是西化的影響卻很普遍。對此，余光中發出了呼吁。
“新古典主義”精神貫穿了余光中的思考之中，它是傳統與現代、本土風味與外來因素的結合。正如有論者所說的：“余光中追求受過現代意識洗禮的‘古典’和有著深厚古典背景的‘現代’。”
“語言是存在的家”
不論是詩歌散文創作還是翻譯實踐和評論，余光中的目的都是“回國”，在現代性的沖突中審視、思考傳統，在語言中回到魂牽夢繞的理想家園。
“語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爾的詩意判斷揭示了語言、人、存在之間的關系。“語言乃是一地域，也就是說，它是存在的家園。語言的本性并非在指稱之中消耗自身，它也不僅僅是具有指號或密碼特性的事物。因為語言乃是家園，我們依靠不斷穿越此家園而到達所是。”
三次旅居美國，身處異國他鄉，遠離故土和鄉音，在外語及異國文化的包圍中，余光中身受的壓力及孤獨可想而知，思鄉之情益濃，對中華文化的向往及眷戀益深。及至回國之后，文化差異與語言定位的矛盾、文化認同與情感歸屬，這些主題推動余光中深入思考中西之間、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關系，在實踐探索中走向“新古典主義”，實現中西融合、傳統與現代的結合，以一種新的形式、新的語言皈依中華文化，實現文化身份認同，一解“鄉愁”。
“鄉愁”并不限于地理，“返鄉”也并非單指返回地理意義上的故鄉。有論者認為，“余光中筆下的‘鄉愁’是一種具有高度象征性的文化符號，‘回鄉’不是返回某個特定的地理區域，而是華人在精神和心靈上回歸中國、中國傳統、中國文化”。
旅居美國的余光中，深深感受到現代性沖突，“無限敬仰、自覺傳承祖國文化、積極認同祖國文化歷史背景”，穿越時間，從古典走到現代，用“新古典主義”的精神和主張，用善性西化的語言，在創作和翻譯中，“返鄉”之夢得以實現，鄉愁得以紓解。
（作者系杭州電子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