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人文時代文學批評的“喜”與“憂”

　日期：2024-10-09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何謂數字人文？哈佛大學的包弼德教授有一個經典的回答，在他看來，數字人文研究不同于傳統人文研究的重要特征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數字資源，二是數據，三是用計算性方法查找和提取數據，四是用計算性方法分析數據，把數據可視化，來創造新的信息?！保ā逗沃^數字人文？何為數字人文？》）這包括數字人文環境下圍繞數據展開的查找、收集、整理和分析等步驟在內的完整研究周期，而這里涉及的諸多環節都可以運用數字人文方法。在如今學科融合疊加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審美主義者捍衛的文學性早已岌岌可危，當代文學批評如何回應數字人文時代的挑戰，有效吸納數字人文研究的重要方法，走出一條積極交融的創新之路，顯然構成了新時代文學批評的重要理論命題。

　　數字人文方法對傳統文學批評的融入

　　概而言之，數字人文方法主要是基于“大數據”的文本挖掘和數據分析，或是用相對新穎的分析和統計手段對數據進行綜合處理，以跨時間、跨空間和跨文化的重要方式對文獻進行宏觀分析與研究，因此這也意味著一種跨界研究與學科融合。在這樣的媒介環境下，傳統人文領域的批評和研究范式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數據庫建設、可視化分析等研究模式，無疑為學者們更廣泛地獲取研究材料提供了極大便利。近些年來，隨著相關研究檔案和數據庫建設的飛速發展，那些 “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材料癖”者已經開始日漸絕望。在數字信息化如此迅捷的今天，那些傳統史料占有者們的批評范式急需轉變，舊有的批評觀念隨著大量材料的電子化和可視化而壽終正寢。

　　數字人文方法不僅有力地打破了舊有的批評觀念，以及相對僵化的批評范式，它還被主張廣泛地運用于建立一種可視化的知識圖譜，由此提供一種相對新穎的批評和研究圖景。比如王兆鵬教授主持研究的國家社科基金招標項目“唐宋文學編年系地信息平臺建設”，便是傳統古代文學研究與現代數字技術的有機融合。這一平臺其實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基礎數據，也就是作家活動和創作的編年系地數據，這是從作家年譜、作家詩文集編年箋注、作家生平考證論文等三類文獻里提取的基礎數據；二是“矢量化地圖”，即將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進行“矢量化”，將其與文學研究數據有機融合，從而建立起可視化呈現的地圖平臺。這有效地解決了古代文學研究中的兩大難題：一是資料分散，二是時空分離。它既能把不同學科、不同門類的知識關聯起來，又能夠更直觀地將作家的活動時間與寫作地點等信息融合在一起，不僅提供了一種相對新穎的批評和研究圖景，也為教學研究提供了更多便利。

　　作為數字人文方法的重要代表，美國學者弗蘭克·莫萊蒂（Franco Moretti）提出的“遠讀”理論（又稱“距離閱讀”），被認為是一種與傳統的文本細讀相對的重要方法（《對世界文學的猜想》）。所謂“距離閱讀”，其實并不神秘，它主要以大規模的文本分析、計算批評和協作閱讀為主要特征，注重從宏觀層面完成對文本的整體感知，這是傳統的文本細讀式批評所無法完成的。此外，馬修·喬克斯（Matthew Jockers）提出的“常量分析”也可視為莫萊蒂意義上“距離閱讀”的一種變體，其目的在于從海量的文學作品中閱讀和捕捉其共同特征。而與常量分析相輔相成的定量輔助定性分析，則主張通過數據化的手段更深入地揭示文學現象的變化趨勢和內在規律。比如早在20世紀80年代，為了深入揭示一直困擾讀者的《紅樓夢》作者問題，陳大康教授就曾在沒有人工智能軟件介入的條件下，通過人工檢索和機械比對的方式細致分析了《紅樓夢》的部分虛詞和慣用語句，令人信服地得出了小說后四十回作者并非曹雪芹的重要結論。這便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常量分析與定量輔助定性分析的有機結合。

　　事實上這種“距離閱讀”的方式，在今天流行的網絡文學批評中已經比較普遍了。作為超大文本的網絡文學，與習慣于以精英閱讀方式展開的傳統文學殊為不同，它并不具備傳統文本細讀的客觀條件，這當然也為數字人文意義上的“距離閱讀”提供了某種契機。從近年來的批評研究來看，研究者依托“一葉·故事薈”平臺、人物關系分析智能軟件等，通過對相關作品進行關聯詞分布、可視化呈現，以及人物關系圖示等手段，已然實現了對網絡文學海量文本的宏觀統計分析，這便在數字人文研究方法的輔助下抓住了網絡類型小說的重要面向，從而開拓了網絡文學批評的新范式。

　　看得出來，以知識圖譜、文本挖掘和數據分析為主要特征的數字人文研究方法正在加速融入傳統文學批評，這極大地推動了文學批評研究從封閉走向開放，從單一走向綜合。此外，以數據模擬、深度學習等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術，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滲透到文學研究與批評的各個環節之中。比如情感分析、智能挖掘等技術的運用早已方興未艾，而基于深度學習的文學鑒賞與對話生成等人工智能應用更是如火如荼，這也為未來時代基于人與機器的互動協同而生成的智能批評實踐提供了契機與可能，這是令人欣喜的時代之變。

　　數字人文時代文學批評的憂思

　　數字人文技術的發展，有時也是一柄“雙刃劍”。對于批評研究者來說，材料太容易獲取，未見得是一件好事。海量而便捷獲取的研究成果，也可能讓青年研究者在入行時，造成隨意敷衍、抄襲通用模式的弊病。比如隨著“網生一代”的成長，對于今天的年輕學子來說，論文數據庫幾乎早已成為他們獲取研究素材的唯一來源。然而充斥在論文數據庫的大量成果，多為低水平重復發表，人云亦云的觀點重復，真正有創見的并不多見。相信多數學者都有此經驗：每逢本科畢業論文選題期間，“余華小說的悲劇主題”“張愛玲小說的女性形象”等諸如此類模式化的研究論題大行其道，這已然成為今天學術研究之大敵。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陳平原教授感慨道，今天我們檢索的能力越來越強，而思考、閱讀的能力卻越來越弱。不得不說，這也正是數字人文時代文學批評的憂慮所在。

　　我們需要看到，莫萊蒂的“距離閱讀”以其“二手閱讀”、大規模閱讀、協作閱讀和計算批評的方式，表征了閱讀對象、主體和方法的多重范式革命，從而促成了傳統文學批評的數字人文轉型。以上三個方面的范式革命，也被認為有效回應了文學批評中至關重要的對象、主體和方法問題。盡管“距離閱讀”極大地改變了傳統人文閱讀的常規模式，開啟了數字人文批評的先河，然而，正如但漢松所說，“算法批評的意義恰恰是利用人工智能，促使批評家發現之前使用別的方法未曾覺察的問題，幫助批評家闡釋文本并解析出新的意義”。對于文學批評來說，數字人文研究方法主張以“距離閱讀”的方式實現對文本要素的迅速提取，它利用先進的技術手段，為文學批評提供了新的視角和工具，卻并非要完全替代傳統意義上的文本細讀，事實上也并不能完全替代已然深入人心的傳統批評方法。這是因為技術固然實現了“人體器官的延長”，成為人的“代理者”，卻并不能取代人本身。對于莫萊蒂來說，解讀“距離閱讀”的結果仍然需要依賴學者在細讀文本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認知和理解。概而言之，對作品的深入剖析永遠離不開人類獨有的情感體認，人的閱讀仍然不可替代。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數字人文技術越是迅猛發展，我們越是要警惕其風險所在。也就是說，數字人文時代，人文主義者的警惕與憂思從來都不會缺席。我們不僅需要警惕數字人文時代從傳統“文本拜物教”向現代“技術拜物教”滑落的風險，以及客觀上造成的人對機器的迷戀，也應該對數字鴻溝引發的信息獲取差異可能進一步加劇的文化資本的不對等感到憂慮。與此同時，恰如學者們一再呼吁的，不要對“數字人文”過度迷信，在數字文獻迅猛發展的今天，切不可放棄尋找“實物”的努力。而如何在數字人文時代最大限度地保留文學的意象與情感之美，保留人之為人最后的“陣地”，更是文學批評需要直面的難題。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